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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世界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不是按照你希望的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

价值投资并没有很高的认可度，真正坚持的其实一直都是小众。当你发现这个市场上所有人都说自己是价值投资人的时候，他们的理解肯定出了问题。

真正的价值投资人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会很清楚地告诉你周期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他也不会去预测。你一旦进入到周期预测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从几年的周期又变成了几个小时的周期。开始进入到这种思维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一个价值投资人了。

一个优秀的投资人，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他要对整个企业的运行具有非常强烈的兴趣。要对商业本身有一种固有的、天然的、发自内心的好奇心、兴趣，让兴趣来引导自己投资，不是说为了投资去做研究。

五伦在农业社会中就足够了，但在3.0科技文明的时代，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都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大量的问题。人情社会里，人情高于法律，这就让社会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同时，过度陷人人际关系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缺乏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是导致商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诚信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润滑剂。

伊恩·莫里斯（IanMorris）提出，西方文明发源于跨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谷之间的“侧翼丘陵区”（HillyFlanks），即今日叫做“西亚”或“中东”的地方。

文明的传播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先进文明的殖民，另一种是生活在落后文明地区的当地人模仿学习新的生产方式。无论是哪种方式，最终新的文明都会传播到世界各地，人类的生活方式在不同人种中也会逐渐同化。

对待陌生人应该诚实。诚实不等于要讲全部的真话，但一定意味着不讲假话。由诚生信，就接近了朋友关系，这样关系往来就有了质的跃升。如此一来就容易进行双方交换，进而产生附加价值和叠加效应。反过来，不诚实带来的损失也会因叠加效应而放大。当两人谈到之前的欺骗时，还是可以一笑泯恩仇、以当时还不熟为理由原谅对方；但也可能被对方对方整个人情网络排斥在外。

从长期看，像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要实现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只能靠内需。在内需市场里，不再有国际自由市场做依托，政府与市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

相比之下，美洲政权既无内忧，也无外患。大西洋和太平洋基本上阻挡了任何外来敌人，本土的原住民基本上被细菌消灭。这就让政府不需要担当除了保护私人财产之外的任何责任。而中国政权一直要对付外来游牧民族的侵略，每到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商业阶层就成为政府的提款机，商业活动总是为国家政权的存在和目标而服务，而不是与此正相反的大西洋经济模式。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