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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害妄想，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经典症状，患有此症状的人，会觉得他被某个无所不能的人构建的一个加害系统所监视所迫害，自己的一切不幸和意外都是他和这个系统干的。

我做事情不容易累，因我做的事，基本都是喜欢的。但与人交往时，我很容易累。对此，通俗的说法是，在人际交往中不自然，而深入觉知的话，是因又渴望链接又抗拒链接的矛盾，在损耗着自己。心不动，感觉不动，而头脑在妄动。

生命中最基本的一对矛盾是，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的价值感，而且这种价值感总要在关系中去寻找。

敌意会激起敌意，而善意会激起善意。我见到很多人，他们出去旅游或做事，经常能化险为夷，遇见各种贵人，甚至很少有人想伤害他们，在我看来，的确是因为他们内心中散发着善意，而周围人也回以善意。

如果自己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言语就自由且无敌了。虽然说，真实情况是当权者说了算，但在舆论中，我们却有相反的道理一一谁弱谁有理，谁穷谁有理。

中国太多人的婚姻，就是这样的搭配。一个人，只是另一个人的陪衬，而这个陪衬，很难被看到，被尊重，相反会被蔑视，另一方很难意识到，这个陪衬究竟有何意义。

当干了蠢事时，请放下强烈的自我攻击;当遭遇挫折时，请放下严重的自我贬低。严重的自我攻击，是自我脆弱的标配，各种不顺的事出现时，很容易自我攻击。因是习惯，所以自我攻击不能不让它升起，但当觉知到自我攻击时，可以对自己说:停!这份自我否定自我攻击不是真实的。

激烈地谴责别人，或激烈地自我攻击，如自毁式的忏悔，其实都是蠢事与挫折对脆弱的自我构成了一种摧毁，所以必须找一个责任人去负责。当为此努力时，意味着自我反思都不可能，所以改变也就基本不可能了。

工作场合和家中，有另一类似的现象:鞭打快牛。即，不动弹的懒人们可以偷懒，而谁若是负责的、干活的，则容易负责太多，干活太多，好处却不多。总之就是，多数国人是惰性的、冷漠的、不动弹的，而对于积极的、热情的、爱动弹的，则容易百般挑剔。

巨婴和真正的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或许该是，巨婴觉得，我一发愿，事情就得立即按我的来，否则就会感觉到挫败，成年人则知道，好好去投入，在时间上持续，在空间上延伸，事情会逐渐朝你期待的方向发展。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