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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寄生阶层也是社会体制不完善所造就的。在专制社会中，如果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是很容易让他们“灭亡”的，而其他权力阶层同样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新一轮的不公平。只有通过完善社会机制、各级政府恪守职责并增加服务等手段来消灭这些寄生者，才能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

许多巨灾或是官员们精心策、或是意防范所致。维持准北地区频繁的灾害，是河务官员向中央政府钓取巨额资金的主要手段。在传统的政治实践中，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往往造成国家与百姓均受其害的结局，唯有河员们可以利用制度的缺陷大肆中饱私囊。可以说，在旧的体制下，准北的水患是必然而又合乎事理的。

拜神，反映了百姓对合法权力的崇拜；拜鬼，则体现了对非法暴力的恐惧。

由于治权力的拥有者们制定的是不公平的分配规则，“合法”意味着被掠夺，“公平”意味着非法。

淮北的盗墓贼与其他地区不同，他们盗墓通常只是为了偷盗坟茔中那些半腐的棺木。

在南方，一小群村落通常体现了家族生活的景象，但在北方，家庭却无足轻重。有人的地方，就面临着对各种资源的争夺。同宗聚居的地方，往往意味着对势力较弱的他姓的欺凌，并运用非法手对抗政府以获得不当利益。

统治者无法承受打击腐败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代价。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不仅会危害帝国的财政基础，而且会使许多官员人头落地，使官僚们离心离德，并挑战这个王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合法性。而如果真的把腐败扑灭的话，负责执行法律的君主和官僚则是经济上损失最大的群体。由此看来，腐败是绝对不可能消除的，在统治者中，也没有必要完全消除。

普通百姓无法得到行政权力的有效保护，反而不断承受其盘剥和掠夺，并时时遭受水患、洪灾和土匪等的推残，终日生活于恐惧不安之中。由于宗族观念的淡漠，他们甚至连家族的支持都难以得到，更感觉自己的孤寂。而准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这样一来，心理疾病的泛滥也就不难理解了。赌博、酗酒、抽鸦片，既是自我麻醉，也是消除孤寂紧张、恐惧的手段。

在东海县房山镇寇荡，有的民户家中会出现婴幼儿接二连三夭折的情形，村民不是归咎于医疗条件，更不会归咎于自身对孩子的照料不周，却怀疑为“讨债鬼”。如有子再病，其父携其至岔路口，以刀劈死。检其衣带所溅血迹点数，以预兆其将来生子之数。

河道变迁的根源是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与首都的距离通常决定着一个地区的政治地位和生态命运。

淮北社会问题的根源，历来是权力积累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经济积累方面的不平等，并由此造成社会的不公。准北的巨富从来都不是通过正当的生产发展来扩大自己的财富，而是只要先积累其权力，就可获得相应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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