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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通电的围栏内，无家可归者得到衣食和住处，接受登记、处置、甄别，准备遣返回国。他们要等待某个国家同意收留，或者等待某个外国亲戚愿意接济。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好几年，那些无家可归者需要长期等待，还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而失去家园的补偿通常远低于实际的损失。

从16岁起，拉海尔（第二位母亲）就成为犹太国家基金会的成员，为前往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募集经费。

在这饥荒之地，食物短缺令许多人难以忍受，动物本能由此迸发。生存与否有时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成为熟练的贼。安嘉说：“人们想尽办法偷窃。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从未偷窃，切勿相信他们。”那些在厨房工作的人会把土豆甚至土豆皮偷偷藏起来，然后拿去卖，或者拿去以物易物。

安嘉说，“反犹太条例意味着我们这也不允那也不许，但一切尚可忍受”，她形容种种限制就如同在他们的幸福生活中“用针扎了几下”。条例“非常聪明地”逐步收紧，但他们继续忍受种种变化。“人们在忍受，而且总是说：‘只要局面别再变坏’……我们不得不放弃收音机，这很糟糕，但我们还能看报纸……反正你总能找到别的事情做……你永远不知道你还能忍受多久，反正情况越来越糟糕。”

紧随入侵而来的是第一波反犹浪潮。。。在危机四伏的大街上，哈西德派犹太教徒尤其容易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他们经常被拦住，被辱骂，百枪托击打，被剃去胡须（有时甚至被连根拔起），被迫用牙刷或祈祷用的围巾擦洗人行道。

回到布拉格后，人们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更为恐慌了。希特勒已经宣布，保护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被清除掉。面对被遣送的威胁，人们学会不信别人，只信自己。人们藏匿或积攒尽可能多的财物，许多人仍然试图逃离这个国家，尽管有谣言说那些逃脱的人在异国他乡也过得并不如意，他们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百无一用。

安嘉（第三个妈妈）说:“我们来到地狱，但不知何故。我们被赶下车，但不知何处……我们担惊受怕，但不知何惧。”

三位幸存者都是作为独生子女被养育长大的，他们感觉到意料之外的手足之情，就此建立起了亲密的组带。马克说:“真是令人惊奇，竟然有人与我分享同样的故事。有许多人未能活下来，有许多人惨遭杀戮、备受折磨。我们做到了。我感觉到，我们仿佛被带离原本的家庭，如今我们又突然重聚了！”

在这两天时间里，包括孩子、老人和病人在内的4000人被无情地“筛选”出来，准备迎接未知的命运。亲人的号哭声即使远在体育场外也清晰可闻，人们还能听到枪声，那些抗拒骨肉分离的人，会被就地枪决。

在尖叫与哀鸣中，他告诉人们，通过谈判，他只能在原定2.4万人的配额中酌量减少，而且年过10岁的孩子都可以留下来。他说符合遣送年限的孩子和老人总共只有1.3万人，余下缺额必须由其他人补足。他已经同意交出病人，他说这“是为了拯救健康的人”。如果遣送行动遇到任何反抗，他保证反抗者将会被强行遣送。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