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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通电的围栏内，无家可归者得到衣食和住处，接受登记、处置、甄别，准备遣返回国。他们要等待某个国家同意收留，或者等待某个外国亲戚愿意接济。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过程可以持续好几年，那些无家可归者需要长期等待，还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而失去家园的补偿通常远低于实际的损失。

从16岁起，拉海尔（第二位母亲）就成为犹太国家基金会的成员，为前往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募集经费。

在这饥荒之地，食物短缺令许多人难以忍受，动物本能由此迸发。生存与否有时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成为熟练的贼。安嘉说：“人们想尽办法偷窃。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从未偷窃，切勿相信他们。”那些在厨房工作的人会把土豆甚至土豆皮偷偷藏起来，然后拿去卖，或者拿去以物易物。

紧随入侵而来的是第一波反犹浪潮。。。在危机四伏的大街上，哈西德派犹太教徒尤其容易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他们经常被拦住，被辱骂，百枪托击打，被剃去胡须（有时甚至被连根拔起），被迫用牙刷或祈祷用的围巾擦洗人行道。

回到布拉格后，人们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更为恐慌了。希特勒已经宣布，保护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被清除掉。面对被遣送的威胁，人们学会不信别人，只信自己。人们藏匿或积攒尽可能多的财物，许多人仍然试图逃离这个国家，尽管有谣言说那些逃脱的人在异国他乡也过得并不如意，他们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百无一用。

安嘉（第三个妈妈）说:“我们来到地狱，但不知何故。我们被赶下车，但不知何处……我们担惊受怕，但不知何惧。”

三位幸存者都是作为独生子女被养育长大的，他们感觉到意料之外的手足之情，就此建立起了亲密的组带。马克说:“真是令人惊奇，竟然有人与我分享同样的故事。有许多人未能活下来，有许多人惨遭杀戮、备受折磨。我们做到了。我感觉到，我们仿佛被带离原本的家庭，如今我们又突然重聚了！”

在这两天时间里，包括孩子、老人和病人在内的4000人被无情地“筛选”出来，准备迎接未知的命运。亲人的号哭声即使远在体育场外也清晰可闻，人们还能听到枪声，那些抗拒骨肉分离的人，会被就地枪决。

在尖叫与哀鸣中，他告诉人们，通过谈判，他只能在原定2.4万人的配额中酌量减少，而且年过10岁的孩子都可以留下来。他说符合遣送年限的孩子和老人总共只有1.3万人，余下缺额必须由其他人补足。他已经同意交出病人，他说这“是为了拯救健康的人”。如果遣送行动遇到任何反抗，他保证反抗者将会被强行遣送。

其他平民则协助许多小型抵抗组织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包括最为致命的运输线。尽管始终受到酷刑和处决的威胁，但人们还是继续破坏铁路轨道、信号系统、制动系统和发动机，拧开蒸汽机车的水龙头，偷走蒸汽机车的煤，通过伏击和制造出轨，迫使司机让列车慢下来。勇敢的抵抗组织成员和游击队员竭尽全力去破坏纳粹的杀人机器。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