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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波西米亚世界里的人的政治思想便倾向于“卡里斯玛式领导权”（charismaticleadership）的观念。这是他们的理论和贵族及上层中产阶级的反自由主义的理论最不同之处。后者虽然自认较一般人优越，但是他们对其他的贵族或工业家的态度却相当平等。上层阶级中许多人都有类似的贵族血统与经济成就，因此他们之中无论任何人，都无法声称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优秀。另一方面，浪漫的天才崇拜多半都非常不平等。

最初，启蒙运动哲学的性质很明显是“非政治性的”。十八世纪早期的思想领导者和他们的基督教先驱一样，关怀的都是独立并且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这一点使他们认为国家组织是较不值得重视的。一个国家不论组成方式为何，只要愿意保证让社会执行其无上重要的功能，他们便愿意无条件效忠这国家。唯有希望一再破灭后，中产阶级才体认到，要将国家权力限制于指定范围内，必须先建立适当的政治制度，近代的宪政主义便是以这种痛苦经验换来的产物。

马志尼自己相信，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世界性联盟建立后，民族解放期就达到巅峰。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许多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都和马志尼有相同的信心，认为民族自觉将会变成缔造“全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盟”（theParliamentofMan，theFederationoftheWorld）的踏脚石。这些希望终归幻灭，是近代史上最悲剧性的一章。

他们自认比劳动阶级优越，但又害怕沦为劳动阶级，这些情结大多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愿意追随任何一个能以独裁手段保障他们地位的非共领导者。心存不满以及具有野心的知识分子由于在经济上和中下阶级同病相怜，所以愿意率先调整共产主义的思想，使能为中下阶级所用。

共产主义的专政概念虽然用了新的术语，其实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式殖民主义的重申。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认为非欧民族比欧洲民族落后，因此必须经过一段暂时的督导期（a period of temporary tutelage），以便他日采行自由主义的制度，这样一来，它就在“有能力自治”和“无能力自治”的人之间划下一道界线。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消灭这条界线，将全世界开放，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精英分子从事“准殖民”事业的活动领域。

俄国和中国及其他少数非西方的国家一样，虽然没有被任何殖民大国同化，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却是“准殖民性的”（quasi-colonial）。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后，俄国政府便为一群贵族精英分子所掌握；这些精英分子一半是俄国人，一半是西方人后裔，他们想仿效世界上其他地方殖民地的管理方法，用专制的力量迫使人民“西化”。

传播西方文明的成就，并使这种成就更趋完美的工作，一度被视为白种人的负担，现在却成为各个种族内开明代表组成的政党的特权；它不仅向西方民族，也向非西方民族提供了暂时性专制统治的好处。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学说中，自由主义式殖民主义的理论成为人类政府的普遍模式。

议会式协商的必要性与实际的好处，虽然逐渐使多数人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地接受宪政民主制，但是在每一个阵营当中，都还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少数人认为这种投降的行为是叛逆。在议会协商的状况下，比较没有讨价还价资格的人特别容易维持未受污染的天启信仰，并且设法将这套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身上。这些人对愚昧的同胞所持的态度和殖民官对愚昧的非欧民族所持的态度类似，而二者意识形态的发源也相同。这就是独裁政治对宪政政府的挑战的根源。

儒家思想将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包罗在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因此能够将这些价值保存下来。自由主义的议会协商仪式与程序正相当于儒家的家庭制度，它的未来就要看这些仪式与程序是否能在西方世界维持自由的思想、行动习惯了。

有些民族的伦理、社会传统与促成自由主义发展的民族截然不同，但西方文明却给了他们有压倒性潜能的技术资源。除非西方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也产生可与西方科技比拟的吸引力，否则西方文明的成就必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结果。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