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极权主义的兴起,不论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是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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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极权主义的兴起,不论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是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造成的。
东西文化彼此了解的真正困难,乃是缘于西方文化的基础受到古代城邦经验的制约,而远东文化则是在官僚帝国主义的影响下成长的。这两个地区由于成长的背景殊为不同,故知识发展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今日东西方互相沟通的困难,乃是不同的历史经验所造成的。
有些民族的伦理、社会传统与促成自由主义发展的民族截然不同,但西方文明却给了他们有压倒性潜能的技术资源。除非西方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也产生可与西方科技比拟的吸引力,否则西方文明的成就必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结果。
特殊的情况并不能解释一般性的问题,极权主义的思想分布极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成陌生的、偶然背离西方传统的插曲,它的来源事实上就根植于西方文明。
“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最初就是以基督教十字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儒家思想将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包罗在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因此能够将这些价值保存下来。自由主义的议会协商仪式与程序正相当于儒家的家庭制度,它的未来就要看这些仪式与程序是否能在西方世界维持自由的思想、行动习惯了。
儒家思想特有的力量,在于它能将理性的成分和仪式的成分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重复的惯行远比理性的训诲更能决定人的行为。传统的宗教力量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各种不同的仪式上,这些仪式使宗教的力量以具体可见的方式表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
在低度工业化的国家(如西班牙与意大利),无产阶级为数不多,组织也不健全,因此无法在议会政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工团主义(syndicalism)便对劳动阶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儒家思想特有的力量,在它能将理性的成分和仪式的成分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重复的惯行远比理性的训诲更能决定人的行为。
因此造成的极权主义与宪政思想意识形态间的冲突,是中古基督教圣战与布道两个传统间长久冲突的重演。如果事实证明圣战传统的力量强过布道传统,西方文明势将再度面临宗教战争时那种几难幸免的灾难。这就是近代独裁政治兴起的历史意义。
在这方面,论者虽然很少提到殖民帝国的统治方式,但实际上殖民主义却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第一个实验独裁统治的良机。
近代独裁政治的理论也和殖民主义的理论一样,分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派别。暂时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殖民是教育的权宜之计,最后是为了解放落后民族的看法,大抵相同。相信种族或文化精英的永久优越性的法西斯主义则与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论类似。
有经验的演说家都知道,要从复杂的听众中得到一致的反应,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一些模糊的概念,例如“美国主义”( Americanism),因为此类概念定义很不清楚,每个听众都能从一己的角度接受。
马志尼自己相信,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世界性联盟建立后,民族解放期就达到巅峰。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许多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都和马志尼有相同的信心,认为民族自觉将会变成缔造“全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盟”(theParliamentofMan,theFederationoftheWorld)的踏脚石。这些希望终归幻灭,是近代史上最悲剧性的一章。
从一开始,波西米亚世界里的人的政治思想便倾向于“卡里斯玛式领导权”(charismaticleadership)的观念。这是他们的理论和贵族及上层中产阶级的反自由主义的理论最不同之处。后者虽然自认较一般人优越,但是他们对其他的贵族或工业家的态度却相当平等。上层阶级中许多人都有类似的贵族血统与经济成就,因此他们之中无论任何人,都无法声称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优秀。另一方面,浪漫的天才崇拜多半都非常不平等。
大体而言,知识分子的态度仍然比工会主义者更激进。由于不愿意和保守的无产阶级共奉一个领导者,他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左翼劳动阶级运动上。他们生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抗拒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倾向,并且尽可能使越多的人归到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上。在和工会领袖互相抗衡的情况下,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成为劳动阶级中抗拒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力量。
他们自认比劳动阶级优越,但又害怕沦为劳动阶级,这些情结大多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但是他们却愿意追随任何一个能以独裁手段保障他们地位的非共领导者。心存不满以及具有野心的知识分子由于在经济上和中下阶级同病相怜,所以愿意率先调整共产主义的思想,使能为中下阶级所用。
共产主义的专政概念虽然用了新的术语,其实只不过是自由主义式殖民主义的重申。自由主义式的殖民主义认为非欧民族比欧洲民族落后,因此必须经过一段暂时的督导期(a period of temporary tutelage),以便他日采行自由主义的制度,这样一来,它就在“有能力自治”和“无能力自治”的人之间划下一道界线。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消灭这条界线,将全世界开放,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精英分子从事“准殖民”事业的活动领域。
俄国和中国及其他少数非西方的国家一样,虽然没有被任何殖民大国同化,但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却是“准殖民性的”(quasi-colonial)。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后,俄国政府便为一群贵族精英分子所掌握;这些精英分子一半是俄国人,一半是西方人后裔,他们想仿效世界上其他地方殖民地的管理方法,用专制的力量迫使人民“西化”。
传播西方文明的成就,并使这种成就更趋完美的工作,一度被视为白种人的负担,现在却成为各个种族内开明代表组成的政党的特权;它不仅向西方民族,也向非西方民族提供了暂时性专制统治的好处。在俄国共产主义的学说中,自由主义式殖民主义的理论成为人类政府的普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