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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加缪只是在技术上有所失误，不管是批判苏共、佛朗哥政权还是“将世界分成两半的人”，本身都是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正举。但是，党派政治放大了这种失误，把这一点“不诚”放大成了涉及党派利益的乡愿之举。加缪遇到的问题和莱昂·布鲁姆相似：信仰或本能驱使他们选择了一个阵营，但良心又令他们拒绝完全效忠于它，为它的一切行为言论粉饰。加缪虽然批判苏共，又决不情愿站到右翼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队列里。拒绝效忠的人自然要受来自双方的冷落。

真正的道德主义者应有一重要特征：不仅要让别人坐立不安，至少还得让自己陷入同等程度的焦虑，比如卢梭在其作品中自称的那些，就属于道德主义者的焦虑了。当一名道德主义者意味着过焦虑的人生，正是这一点把道德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后者公然表露的对道德或国家事务的义愤填膺，通常伴随着一种轻松自信的个人良知。

他自己的退让产生的道德煎熬在40年代末开始在笔记中露出端倪；1950年3月的一条记录中，他写道：“我仿佛从一场十年酣睡中醒了过来——烦恼和伪价值的一团乱麻把我死死缠住。”（《1942年1月—1951年3月笔记》（Paris：Gallimard，1964），页315）

大部分曾在这颗行星上生活过的人都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他们的历史。关于自己缘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的认识都狭隘而实用，与他们的统治者讲的故事——一个他们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权力和权威仍然垄断于一个家族、集团、阶级或宗教团体之手，对现世的不满乃至对未来的期许就仍将受制于有关集体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纵使有时被人恨之入骨，却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动摇。

在加缪看来，更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政治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如何造就一种担负道德的政治，如造不成便只有沉默。在这一点上，他受到他所处的环境，甚至某种很法国化的思维习惯的、兴许是违心的拘束。

萨特及其追随者的激进浪漫主义则鬼使神差地成了保守派：它对听众的思维习惯不构成任何威胁，毫不探索改变「一切」和无所作为之间的广阔空间，它本质上是传统的。因而，萨特使用的是一种他本人曾警醒人们要提防的方式，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而阿隆则用完全严肃的态度对待介入的本原含义，并且为它添加了一种执着和一以贯之的独特精神。

加缪坚持真理的多元性带来了一个悖论性的后果，在一个道德和政治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他成了绝对价值和不可通约的公共伦理的孤独捍卫者。他蔑视他心目中的历史相对主义——他问梅洛-庞蒂，如果没人能确定自己是对的，你又怎么能像你现在这样认定希特勒是个罪犯呢？——并且坚决抵制那种因为现代“资产阶级道德”有缺陷，就把一切道德标准都打为欺诈的谬误。结果，他发现自己渐渐在扮演一个公共道德评估员的难堪角色。

他还谈到那种别有法国特色的本末倒置：轻视第一手知识，却偏重知识分子自负地表达的个人看法。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在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在这些情形里，沉默似乎是他最深层的情感的最佳写照。

加缪进一步看到了“肃清”是如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它远未能围绕一种对有过与无辜、罪与正义的清晰理解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反而鼓励了他本欲遏制的冷酷的道德虚无主义和利己主义。正是由于清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清洗——被大众鄙视为堕落的举动，结果反而恶化了它企图解决的问题。他总结说，法国的肃奸运动“不单归于失败，而且生命尽毁”。如果说这表现了法国人在努力弥补往日失误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梦寐以求的精神复兴还远在天边。

对弑君、恐怖、折磨行为施以伦理批判，就可以取缔倚靠这些行为而存在的政权和理论的合法性，不管他们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也不管他们许诺今后要在尘世建造什么样的“上帝之城”。我们用来谴责死刑或法西斯政权暴力的道德标准是不可分割的，它也可以剥夺革命行为、革命政权及其后裔的正当性，不管它们有多么“进步”。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