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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显现总是同时意味着对某种价值的破坏或者对某种让真理变得可以接近的文化作品的破坏。因为真理总是把人放在一个无解的选择中：一边是绝对意义；另一边是绝对无意义。

当新不再意味着隐蔽起来的东西被揭示的过程，也就是说新既不是一种发现，也不是创造和某种内情的披露，那么这也意味着，所有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以开放、光明正大、可见并且可以接近的姿态摆在创新面前。创新的运作并不牵涉文化之外的事物本身，而是牵涉文化的层级和价值。创新并不因为之前隐藏起来的什么东西出现了而发生；创新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某些人们经常见到和相当熟悉的东西的价值发生了变化。

思想家、艺术家或者文学家被要求创新出新的事物，正如他们以往一直被要求去尊重传统和恪守传统的标准。

与20世纪的艺术类似，各种现代的，尤其是后现代的理论以无意识作为它们主要命题：它们谈论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时，那些无法被描述的东西，这些东西无法与现实发生关系。

未来显然已经无法再承诺可以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事物，而人们所做的，不过是想象如何对已有的事物进行无穷尽的变异。对某些人来说，想象未来变成了无尽地对过去和现在的再生产，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其他人则认为，社会和艺术实践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既不受制于“新”这个概念，也远离各种以未来为导向的乌托邦以及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第一种反驳—关于玛丽·贝丝·怀特海的同意是否真正地出于自愿—引发了一个与条件有关问题，即人们在哪些条件下做出选择。它认为只有当我们并没有被过分地压迫（如对金钱的需要），并且我们合理地、完整地掌握了备选项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