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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迅速成功或也部分掩盖了需要实际变革的幅度，特别是政治结构背后那政治伦理的根本转变。

对清末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正是由于制度的困境，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由于改和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终造成旧建制已去而新建制更多仅存于纸面的现象，逐渐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随着中国读书人被西方改变思想方式进程的发展，西方越来越具有可以取代“三代”的地位，而俄国和日本则扮演着学习胡服骑射而称霸的赵国角色。

反满终止了，反传统则变本加厉。最值得反思的是，不论是那时的当事人还是后世的学者，皆视此为正常现象！如果反满更多是工具性的，反传统显然不是，而是直抵中国文化的根本。

辛亥革命期间，南北军队都非常小心地不损伤外国产业。英国领事惊讶地注意到革命军对外国权力的默认：在沪宁之战时，革命军沿着沪宁铁路旁的崎岖小路徒步跋涉，目送着火车从身旁飞速驶过。他们当然有能力夺取火车快速前进，不仅舒适很多，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战役的先机，然而他们却不曾尝试这样做。

列强的表态整体上显然对革命一方更为有利，实际鼓励了革命在他省的蔓延。

种族因素得到革命党方面特别的强调，固有其实际存在的背景，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以汤武革命的传统观念来论证造反的正当性依据不足。

如果把观察的时段再稍往前延伸，可以说外力入侵造成的权势结构巨变或是辛亥鼎革的远因。这里所说的“权势结构”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也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是众多因素合力所结之构。其间最关键的变化，就是王国维后来概括的“道出于二”。

王国维后来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道”本应是普适于天下即全人类的，既然西方自有其“道”，则中国的“道”也就成为中西学区分下的一个区域成分了。

若返回时人之旧心，我们或不宜像有些论著那样把共和取代帝制视为一个顺理成章的“正常”结果。

在中国，每天可能有成百上千万人，在为拼凑“加强领导、强化认识、开创新局面”等话语抓耳挠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