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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考察过程是与魔性分不开的。如果对于其他那些人来说，科学是艺术，那么他的艺术就是黑色艺术。他不从事实验化学，而是从事真实的炼金术。他不从事天文学，而是从事灵魂的占星学。他不是一个头脑冷静的研究人员。他作为一个急躁的幻觉者，眼睛向下，直愣愣地盯着生活的深处，很像是做了着魔的噩梦。

悲剧永远在内部，而且悲剧永远意味着征服障碍，也就是为真实进行斗争。他的每一个主人公都像俄国本身一样在思考：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他在无限的空间里和无限的时同中无休无止地寻找自己，或者是寻找自己本质的最高级形式。他要认定自己就是上帝面前的人，所以他要作出自白。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个人物来说，真实比必需品更重要。

巴尔扎克不愿意在个别作品上被人衡量，而想在总体上被人衡量。...把长篇小说看做内心世界百科全书的思想是随着巴尔扎克开始的——几乎也可以说是随着巴尔扎克停止的，如果不是来了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无法估量的。他那八十大卷的书里有一个时代，一个世界，一代人。

命运把他又推进了一个新的瞬间。这是一个极为狭小而又极为丰富的瞬间。这是死亡与生命伸长嘴唇进行狂吻的一个无限的瞬间。

只有从内心深处憎恶维多利亚时期文化虚伪与浅薄狭隘的人才能怀着无限的钦敬估量这个人的天才。他迫使我们把这个令人厌恶、沾沾自喜的富裕世界作为有趣的世界，甚至作为值得喜爱的世界来感受。他把平庸乏味的生活散文解救成了诗。

在托尔斯泰笔下，我们有所闻是因我们有所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我们有所见是因为我们有所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只要还没有讲话，就是阴影和幽灵。言语才是促进人物思想的滋润露水。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除了创作即想象的激情以外，任何其他激情都是歧途。他对泰奥菲尔.戈蒂埃说：“作家应避免接近女人，女人会使他丧失时间。作家应该局限于他们的写作。这种表现形态就是风格特征。”他在内心深处所爱的并不是德.韩斯卡夫人，而是对她的爱情。他所爱的不是他所遇到的处境，而是他为自己所创造的处境。

那个时候，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全国，乃至移居到各大洲的英国人的世界，都像这个小乡镇一样热爱查尔斯·狄更斯，都从与他相遇的第一个小时起一直热爱到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十九世纪，在其他地方的作家与他的民族之间都没有类似恒久不变的深情关系。他的名声像火箭一样腾空升起，而且从来不熄火，像太阳一样稳定地照在世界的上空。

他不愿上升到和谐，他觉得和谐就是僵死，他不把他身上的对立约束成为神圣的和谐；而是使对立绷紧成为上帝和魔鬼，在他们之间就是世界。他要的是无限的生命，他觉得生命是在对比的两极之间唯一的放电现象。他身上的善与恶、危险和促进等一切萌芽都必须向上发展。一切都要在他的热带激情作用下开花和结果。

巴尔扎克的主人公，乃至全部法国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强于社会阻力，就是弱于社会阻力。他们不是征服了生活，就是被碾到了生活的车轮下边。歌德和所有德国作家的主人公都实现了自己的最高形式。他们都变得会工作，而且很干练。他们都从经验中学会了生活。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去寻求，更不要说找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这是他的主人公的特点。他们根本不想进入现实中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超越自身，进入无限。

作家追寻踪迹的癖好抑制了他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细心研究自己的苦难的时候就成了自己苦难的主人。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