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是英雄的英国的化身，狄更斯则只是资产阶级的英国的象征。正如莎士比亚是贪得无厌的英国的勇敢那样，狄更斯是饱食终日的英国的谨慎。

如果命运对他残酷打击，那么，他会呻吟，但在血流如注的时候，就已经渴望新的打击了。他把击中他的每一道闪电都承受了下来，还把本来是要烧死他的东西转变成心灵之火和创造力的极度兴奋。面对这种恶魔般的转变亲身经历的能力，命运就完全失去了还手之力。

出生于香港的他，十几岁时跟家人移民加拿大，说起英文的时候，跟英语为第二语言，母语为中文的人有一样的习惯——总用现在式

出现的状况是，你会下意识地演奏，好像某种别的东西接管了你，而你只是这种东西和乐器之间的媒介，你尝试的任何事情似乎都能做到，就算没有做到，至少好像也没那么重要，这仍然是某种你追求的感觉——或下意识追求的——当这一切发生时——灵感——神魔境界——不管你要怎么叫——一种状态、事件和中性态度的愉快结合——你会感觉很好，会有“我要做我自己”这类的感觉。

出于天性，相比生活中美好的经历，不愉快的经历会对我们产生更加强烈的心理影响。我们在亲人逝世时感受到的悲痛与绝望，远比我们与他们分享生活的欢乐时强烈三四倍。

初到一个城市，譬如巴黎吧，先赴博物馆，接着就去墓园。与之共赴博物馆的是我朋友，与之同去墓园的是我情人。

初江身子一紧，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初江绝不会尖叫。她迅速从绳上解下扁担，持于身前，摆好架势。

出租车司机们知道，巴黎的交通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转，是因为人们基于实践明智地无视了部分交通规则，于是他们可以通过事无巨细地遵守全部规则来使交通陷入停顿。这种做法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照章办事”罢工（“work-to-rule'”strike）。

初次发生性关系时，一般都是由男人提议，所以男人们还在为在何处、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而处心积虑动些脑子。最理想的情况是，邀请女性“一起去旅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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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娩之于其他分娩的不同就在于，它会对母亲产生持续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母亲接下来每次分娩的经历。不仅如此，它也是一个转折点、一次过渡，甚至于一场人生危机：女人从有了第一个孩子开始，就成了母亲，之后的人生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为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孩子都成了母亲以后人生中永恒的主题。

出于政治动机的国家暴力也并非南斯拉夫的孤例。在整个欧洲，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其他共产主义团体也许更为巧妙，但同样无情，当他们认为有所必要时，他们同样愿意诉诸暴力。因此，对于欧洲大陆东半部的无数人来说，战争结束并不预示着“解放”，只预示着国家镇压的新时代。纳粹恐怖过后，新的恐怖接踵而至。

初级教育阶段中毕业率的上升，只不过是高等教育扩张模式的一部分而已。

初级社会化所内化的世界在意识中要远比次级社会化所内化的世界更加坚实、牢固。无论有多少原初的必然性感觉在后来随着除魅而被削弱了，那种对于不再重来的确定性的回忆，那种初悟现实的确定性，都牢牢地附着于儿时的首属世界（thefirstworld）。初级社会化就这样完成了社会为个人所设计的最重要的骗局（这当然是回过头来看），把一堆事实上偶然的东西变成了必然的，从而为个人的偶然生命赋予了意义。

出于某种倔强，K不愿意搭车。在这件事上，他厌恶任何外来的帮助，哪怕是再小不过的帮助。他也不想麻烦任何人，以免透露此事，哪怕只透露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