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家庭和婚姻是社会学研究上女性可视度超过其社会存在的领域；很显然，男人作为父亲的角色在这一学科领域中却没有被同样提及和重视。而在这一领域中女性过度暴露的一个原因，是家庭和婚姻社会学研究地位的低下。

社会学家对将女人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研究主题的地位的普遍态度，也一直在削弱这一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的社会文化是女人一听到怀孕的消息,就会喜悦之至，这种专断强大到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喜悦之情，专家们会很困惑,甚至周国人也会觉得她不太正常。

我决心厘清并去理解女性社会化、自我认知和对待家务劳动态度之间的交错关系，尤其是要了解社会阶层是如何影响这些交错关系的。

有薪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家务劳动是无酬劳的。但是因为工作不是女性刻板印象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家务在社会学上缺乏作为一项工作的概念化前提。

作为一个母亲同时有时家庭主妇的女性，在缺乏家务援手的情况下，很难享受到育儿乐趣：孩子变成了家庭主妇身份裹挟下的母亲角色的一个挫败感来源。有意愿做家务的丈夫减轻了女性的家庭负担，并为她们采取更加放松的方式来进行育儿工作铺平了道路。

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并不一定导致在公共事务中会出现性别歧视，尽管其中一种的存在通常是另一种存在的征兆。但可以认为，两者在何时何地最具影响力，是极其最重要的——如在影响新学科构成的兴趣、关注点和分析方法时。

本章不是要对社会学领域中女性的“不被看见”进行系统分析，而是试图从社会学（和女性）的角度，指出“女性不被看见”的一些情形与问题及其表现形式，从而去分析其形成原因和重要性。

早期的社会学家建立了许多传统，这些传统随后塑造了女性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其中包括适用于性别角色的生物还原论——认为女性属于家庭内部而不是其他领域的假设，以及对家庭及其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联系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

“女性化”方法，例如参与式观察、小样本深度访谈，以及专注于定性而非定量的变量研究，与“男性化”方法相比，学术声誉和接受度较低。这值得进一步考虑。就社会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建构工程而言，考虑这些时，还需要牢记在社会学可见性和社会存在的两个评价标准维度上进行一些评估。

那么问题来了，身为人母,究竟要剥夺母亲多少自己的生活？通过调杳女性心理健康状况，伦敦的研究人员发现，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存在抑郁的精神症状，而身为人母是抑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男性主导成分充分浸染着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组织结构，这就使得女性的不可视性成为一种结构上的缺陷，而非表面上的弱点。

家庭主妇个人对这一角色的认同程度，决定了她们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整体态度。样本中的大多数女性具有较高或中等程度的身份认同感；家庭主妇身份低认同感却不常见。对家庭主妇角色具有高度个人身份认同感则意味着，家务劳动的表现会被家庭主妇看作是她们的个人责任。

分娩明明是女性自身的经历，但上述这些自然分娩的诊断全部没有将女性作为主角。男权政治总是以特定的方式来定义女性生物学：女性的性能力以及性反应至关重要；婚姻中开枝散叶必不可少……

这本书的出版出乎意料地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世纪70年代政治氛围和知识话语的转变，其中有些人认为，重估“家务劳动”和“女性与性别”这个一直以来令人尴尬的话题的时刻，早就应该到来。

女性在行为偏差社会学中的隐形，这并不是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犯罪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在该犯罪领域的社会在场远高于其社会学可见度所暗示的水平。

当代大部分女性会在25岁前生下第一个孩子，这样30岁前就可以完成怀孕和母乳喂养的人生事项。而女人怀胎十月、抚养子女之时，男人正处于而立之年，面临着择业晋升的选择。为人父母之后，不到35岁，两性关系就几乎被逐出家庭生活。这时，女性想要在外追求个人职业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研究表明，孤独感是现代家庭主妇的一大职业通病。通常她们不仅与社区生活隔离，而且也与家庭生活隔离。根据加夫伦对96位都市家庭主妇的调查研究，无论是对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女性，还是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来说，被捆绑在房子上、与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相孤立的感觉都是一种普遍体验。……由于女性被捆绑在家务活上，枯燥和孤独感对女性的影响要比对男性的影响大。

在欧美文化中，19世纪是女性压迫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之一。从制度上讲，她们被剥夺了大多数的个人自由、权利和责任，就意识形态而言，她们只不过比动产、奴隶或装饰物（取决于她们所在的阶级地位）高那么一点点。这也是奠定社会学基础的时期。所谓的“奠基之父”（确实是一个恰当的词）生活在一个明显有性别歧视的时代。这样的奠基之父有五位——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