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家庭和婚姻是社会学研究上女性可视度超过其社会存在的领域；很显然，男人作为父亲的角色在这一学科领域中却没有被同样提及和重视。而在这一领域中女性过度暴露的一个原因，是家庭和婚姻社会学研究地位的低下。

社会学家对将女人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研究主题的地位的普遍态度，也一直在削弱这一研究的重要性。

我决心厘清并去理解女性社会化、自我认知和对待家务劳动态度之间的交错关系，尤其是要了解社会阶层是如何影响这些交错关系的。

有薪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家务劳动是无酬劳的。但是因为工作不是女性刻板印象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家务在社会学上缺乏作为一项工作的概念化前提。

作为一个母亲同时有时家庭主妇的女性，在缺乏家务援手的情况下，很难享受到育儿乐趣：孩子变成了家庭主妇身份裹挟下的母亲角色的一个挫败感来源。有意愿做家务的丈夫减轻了女性的家庭负担，并为她们采取更加放松的方式来进行育儿工作铺平了道路。

家庭内部的性别歧视，并不一定导致在公共事务中会出现性别歧视，尽管其中一种的存在通常是另一种存在的征兆。但可以认为，两者在何时何地最具影响力，是极其最重要的——如在影响新学科构成的兴趣、关注点和分析方法时。

本章不是要对社会学领域中女性的“不被看见”进行系统分析，而是试图从社会学（和女性）的角度，指出“女性不被看见”的一些情形与问题及其表现形式，从而去分析其形成原因和重要性。

早期的社会学家建立了许多传统，这些传统随后塑造了女性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其中包括适用于性别角色的生物还原论——认为女性属于家庭内部而不是其他领域的假设，以及对家庭及其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联系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

“女性化”方法，例如参与式观察、小样本深度访谈，以及专注于定性而非定量的变量研究，与“男性化”方法相比，学术声誉和接受度较低。这值得进一步考虑。就社会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建构工程而言，考虑这些时，还需要牢记在社会学可见性和社会存在的两个评价标准维度上进行一些评估。

男性主导成分充分浸染着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的组织结构，这就使得女性的不可视性成为一种结构上的缺陷，而非表面上的弱点。

家庭主妇个人对这一角色的认同程度，决定了她们对家庭主妇角色的整体态度。样本中的大多数女性具有较高或中等程度的身份认同感；家庭主妇身份低认同感却不常见。对家庭主妇角色具有高度个人身份认同感则意味着，家务劳动的表现会被家庭主妇看作是她们的个人责任。

这本书的出版出乎意料地顺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20世纪70年代政治氛围和知识话语的转变，其中有些人认为，重估“家务劳动”和“女性与性别”这个一直以来令人尴尬的话题的时刻，早就应该到来。

女性在行为偏差社会学中的隐形，这并不是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犯罪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在该犯罪领域的社会在场远高于其社会学可见度所暗示的水平。

研究表明，孤独感是现代家庭主妇的一大职业通病。通常她们不仅与社区生活隔离，而且也与家庭生活隔离。根据加夫伦对96位都市家庭主妇的调查研究，无论是对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女性，还是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来说，被捆绑在房子上、与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相孤立的感觉都是一种普遍体验。……由于女性被捆绑在家务活上，枯燥和孤独感对女性的影响要比对男性的影响大。

在欧美文化中，19世纪是女性压迫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之一。从制度上讲，她们被剥夺了大多数的个人自由、权利和责任，就意识形态而言，她们只不过比动产、奴隶或装饰物（取决于她们所在的阶级地位）高那么一点点。这也是奠定社会学基础的时期。所谓的“奠基之父”（确实是一个恰当的词）生活在一个明显有性别歧视的时代。这样的奠基之父有五位——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

虽然女性占据着传统的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多重角色——社会学上表征女性的方式——此种地位选择一般认为反映了某种无能为力，但它也有着自己的影响。例如，由于女性是儿童的主要社会交往者，因此她们有很大的能力影响其人格和行为方式。家庭成员间疾病的发病率和方式与一个家庭的内部情感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在家庭单元中，关于女性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另一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女性不仅影响家庭健康状况，而且影响疾病状况。

我的首要目的是描述家庭主妇的工作状况和她们对家务劳动的态度。第二任务是考察那些涉及影响家务满意程度的相关变量，这些变量包括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婚姻内部分工、家用电器的使用、社会互动模式，等等。第三个目标是提出可行性假设，旨在解释家庭主妇在对待家务的态度与家务工作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

社会学是有性别歧视的，因为它是男性主导的。“男性主导”的意思是，在性别差异的社会中，它更多的是关注男性的兴趣和活动。当今男女的社会状况在结构和意识形态上都存在明显差异，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对男性角色的重视和给予的声望远高于女性角色。这种偏见存在社会学研究中，而更广义的社会也倾向于采用此种价值观。对“客观性”这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首要前提的注重，可能会减少许多明显的偏见，但它们似乎并未影响到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就像在大多数家庭和婚姻文献研究中一样，在功能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女性是过度可见的。这是因为女性在社会学上最具可视度的领域也往往是性别歧视最猖獗之处。女性消极化的意识形态不仅贯穿社会学研究的始终，而且也是其领域中女性过度暴露和过度可见的根本原因。想要对这种扭曲错误的、以男性为主导的观点进行纠正，就要回到女性自身，透过她们的视角来看家庭主妇这一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