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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文化中，19世纪是女性压迫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之一。从制度上讲，她们被剥夺了大多数的个人自由、权利和责任，就意识形态而言，她们只不过比动产、奴隶或装饰物（取决于她们所在的阶级地位）高那么一点点。这也是奠定社会学基础的时期。所谓的“奠基之父”（确实是一个恰当的词）生活在一个明显有性别歧视的时代。这样的奠基之父有五位——马克思、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和韦伯。

虽然女性占据着传统的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多重角色——社会学上表征女性的方式——此种地位选择一般认为反映了某种无能为力，但它也有着自己的影响。例如，由于女性是儿童的主要社会交往者，因此她们有很大的能力影响其人格和行为方式。家庭成员间疾病的发病率和方式与一个家庭的内部情感状况息息相关：因此，在家庭单元中，关于女性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另一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女性不仅影响家庭健康状况，而且影响疾病状况。

我的首要目的是描述家庭主妇的工作状况和她们对家务劳动的态度。第二任务是考察那些涉及影响家务满意程度的相关变量，这些变量包括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婚姻内部分工、家用电器的使用、社会互动模式，等等。第三个目标是提出可行性假设，旨在解释家庭主妇在对待家务的态度与家务工作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

就像在大多数家庭和婚姻文献研究中一样，在功能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女性是过度可见的。这是因为女性在社会学上最具可视度的领域也往往是性别歧视最猖獗之处。女性消极化的意识形态不仅贯穿社会学研究的始终，而且也是其领域中女性过度暴露和过度可见的根本原因。想要对这种扭曲错误的、以男性为主导的观点进行纠正，就要回到女性自身，透过她们的视角来看家庭主妇这一职业。

研究表明，孤独感是现代家庭主妇的一大职业通病。通常她们不仅与社区生活隔离，而且也与家庭生活隔离。根据加夫伦对96位都市家庭主妇的调查研究，无论是对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女性，还是对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来说，被捆绑在房子上、与有意义的社交活动相孤立的感觉都是一种普遍体验。……由于女性被捆绑在家务活上，枯燥和孤独感对女性的影响要比对男性的影响大。

“女性化”方法，例如参与式观察、小样本深度访谈，以及专注于定性而非定量的变量研究，与“男性化”方法相比，学术声誉和接受度较低。这值得进一步考虑。就社会学的理论化和模型建构工程而言，考虑这些时，还需要牢记在社会学可见性和社会存在的两个评价标准维度上进行一些评估。

两个指标：女性的社会学研究中的可见性指标和她们的社会在场指标。两项指标之间若缺乏良好的对应关系，则表明社会学未能很好地再现和表征女性的经历。它还可能指明对主题领域进行重新分类的方法更具可行性，以此来更好地表征两种性别的各自观点。对社会学的主题分类采取这种批判态度很重要，可以通过以下五个领域来简要地说明：行为偏差、社会分层、权力、家庭与婚姻，以及行业和工作。

女性较少的行为偏差现象可能是法律制定或管理层面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另外，在“家庭与婚姻”这一大概念下也隐藏着其他更为广泛的混淆。在这一领域中，存在着关于性、生产、儿童社会化和家务劳动四种经验，它们却很少被清晰地区分。这四大主题在家庭中非常不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流行的说法是，“孩子毁了婚姻”“性和家庭生活根本就不调和”，等等，不一而足。在社会学上，这也需要合理地做出区分。

社会学家对将女人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研究主题的地位的普遍态度，也一直在削弱这一研究的重要性。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