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无论哪国的英雄,都会沾沾自喜,无视自己的过失,而且挑起别人的错处来往往毫不犹豫。英雄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永远需要有一个与之相争的魔鬼;英雄有多完美无瑕,与之对应的魔鬼就必须有多凶险。
基思·罗威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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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任何体面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纳粹或日本宪兵队(军事秘密警察)的行为往往是邪恶的,但将执行这些行为的全体人员都如此定性或许是一个错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没有生性邪恶这回事,只有病态的人,或是身陷病态制度的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邪恶之人与执行邪恶行为之人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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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神话要么真伪混杂,要么纯属谎言,但无法澄清。对于那些充满悲情的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故事的真实内容,而是他们的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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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谈论过四种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之后在《大西洋宪章》谈到选择正题的自由。共产党人谈论免于剥削的自由。经济学家谈论自由贸易和利伯维尔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谈论人类的终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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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剃光妇女头发的仪式并非新现象,甚至早在战前,它就已是历史悠久的、针对通奸妇女的惩罚方式了,但在欧洲历史上,这种惩罚从未如此大范围地普遍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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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当法国女演员阿尔莱蒂(Arletty)因为战时与德国军官有染而被判监禁时,她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的心属于法国,但我的阴道属于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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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欧洲解放见证者都知道,共产主义者有充分理由害怕那些紧握自由不放手的人们。或许正因如此,共产主义阵营表现出某种进攻态势,决心扑灭所有基建于个人自由的政府架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威尔,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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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欧洲,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其他共产主义团体也许更为巧妙,但同样无情,当他们认为有所必要时,他们同样愿意诉诸暴力。因此,对于欧洲大陆东半部的无数人来说,战争结束并不预示着“解放”,只预示着国家镇压的新时代。纳粹恐怖过后,新的恐怖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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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所受的破坏,远远不止是普通房屋和基建设施的损失,甚至还不只是数百年来文化积淀和建筑艺术的损失。实际上,真正的破坏在于其象征层面。对于千万欧洲人来说,这些瓦砾堆每天都在提醒他们欧洲大陆经历过怎样的灭顶之灾,这种痛苦梦魇在其余生都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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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光这些妇女的头发,让当地社区得到了情感宣泄,从而避免了对罪孽更为深重的通敌者的普遍屠杀,这些妇女仿佛成为“替罪羔羊”。通常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星期,这种在市集广场上剃光妇女头发的仪式会明显缓解当地的紧张气氛,从而减少其他通敌者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相对安全的、非永久性的暴力,这是人人都能参与其中的简单报复行动。这种做法被视为欧洲历史上的耻辱时期,但在当时却是人人弹冠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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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真的邪恶吗?曾在党卫队或盖世太保服役的人邪恶吗?那些在人身上进行医学或科学试验的人呢?围绕这一主题的神话极为强势,以至于但凡觉得这些人或许不是魔鬼,只是“普通人”,都有亵渎神圣之嫌。所有的历史学派都持纳粹不邪恶,而且邪恶得独一无二的观点;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在全世界的学术圈、议会和媒体则引起愤怒的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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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愈是要压制它,它就愈是会获得一种焦点、中心性和明确的自我意识,同时,它在躲避压制话语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扩散、奔突、四处逃逸,并在这种驱逐——躲避的游戏中不断产生吸引力,最终,它成为一种永在的固定的东西似隐似现地存在下去。压制不会导致事实性的消亡、灭绝,相反,它导致对象的成型,成熟;它不是将模糊的东西擦去,而是使其变得清晰巩固;它并没有抑制性快感,而是激发性的紧张感和快感,性因此进一步成为一个社会的嬉戏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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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这种模糊性正好开发出低成本伤害他人的权力。对各单位的得势者来说,握有这个武器便比较容易整人。东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确实在文革中普及到几乎每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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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的指向也好像故意地避重就轻,仿佛只要一提到支票账户的余额或是战争,就可能毁了那个和煦的清晨以及敞篷车所带来的神奇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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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色的物品一一传统工艺品以蒲樱为主的山樱树的树皮,既柔韧又结实。由于其不易春断裂,自古被用来制作小船、弓箭和家具等等。古老的技艺沿用至今,还被用于制作茶筒等传统工艺品。蒲樱开花的同时又长出了叶子,因此被人视为吉木,用它制作的嫁妆也深受人们我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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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水星人的看法仍然是可以理解的。经常有人开玩笑说,看水星人的态度,好像把太阳当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水星人和太阳的关系极其紧密,可谓爱恨交织,就像维京人与海洋、尼泊尔人与喜马拉雅山、爱斯基摩人与冰原。如果有东西挡在他们和太阳之间,他们当然会极其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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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我这个眼镜袋真是做工精细、诚实、美丽又无敌可爱。我拥有的手作作品里,彻底贯彻手作精神的只有这个眼镜袋。做出这个眼镜袋的人,今天是否也健康快乐地、一针一线在做针线活呢?(一九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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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根据我观察众多客户所得到的经验,我发现,凡是与恋爱对象关系出现问题的人,他们在整理时都有―个相似的特征,那就是“有很多待处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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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是廉价的一一尽管它们可能会在行动上付出昂贵的代价一一政客们就总爱表现出一副事事关心、对任何事物都十分敏感的姿态。此外,对过去的道歉似乎可以作为在现在不作为的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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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分析过分侧重并强调语言、言谈和文本,这是一种“装饰社会学(decorativesociolog),把社会关系隐在文化的背后,掩盖了真正重要的话题,即对权力的微妙均衡关系的社会学分析(RojekandTurner2000)。这部分批评者认为,对社会生活而言,比起话语体系,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