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的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它的复杂性和丰饶性，使西美尔同样发现了都市现代生活的辩证法：一方面，复杂而缤纷的现代生活不断地对个体进行刺激，激发对个性的追逐，“它们仿佛将人置于一条溪流里，而人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就能浮动”(8)；另一方面，个性难以为继，它被劳动分工，被物质生活吞噬了。这种将个体齿轮化的都市生活，反而激发了寻求个人独特性的欲望。

培根前所未有地将知识看成是力量，但是通往知识之路的不是灵魂，而是意识、心灵和推算的内心世界——身体在知识的通途中依然没有找到它的紧要位置；＊在笛卡尔那里，哲学的秘密只能是心灵的秘密，主体的实质性标记是思考，而不是盲目的身体。

福柯同样看到了：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权力技术和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身体成为各种权力的追逐目标，权力在试探它、挑逗它、控制它、生产它。

在韦伯这里，理性是圣性的反面，它是祛魅之道具，它将社会的神秘化光圈驱散，使之露出此岸的世俗光芒。由此，理性成为现代性的关键词，在某种意义上，理性化过程就是现代性的过程。

国家对待身体就显现出这样两张面孔，它们既要强化个人身体，也要驯服个人身体。它要造就驯服而有用的身体。国家的这两张面孔轮番出现，有时能够快速地相互转换。我们能够看到，体育场馆的警察和监狱的警察一样密集，国家身体的秘密在这两个空间中暴露无遗。

波德莱尔说，他寻找的是“现代性”。那么，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他到处寻找现时生活的短暂的、瞬间的美，寻找读者允许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特点。”

在韦伯那里，现代资产阶级是由观念性的理性锻造而成的，但在马克思这里，现代资产阶级却是技术生产力的狂热发明所造就的。这个将中世纪抛在脑后的资产阶级所主导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

显然，马克思在意识和身体的哲学双轨中跋涉：除了身体的基本满足以外，还存在一个基本人性，这种人性的惬意满足是历史的最后和最高的要求。

为什么面对死亡无所惧怕？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解释道，真正的哲学家一直是在学习死亡，练习死亡，一直在追求死之状态。因为，死亡不过是身体的死亡，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生活中，商品生产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中世纪本质上是个农业社会，那时到处都是庄园。作为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庄园，具有宗法性质。在此，握有无上权力的领主决定着一切。

身体是改造的动力，但具体的改造还是应该从意识着手，于是意识和意识形态成为各种势力的争斗场所，意识形态改造成为历史变革的重要环节。

身体在死亡的过程中被卷走了，死亡就是让身体消失，让它从和灵魂的结合、纠缠中消失。这样，灵魂摆脱了身体而独自存在，并变得轻松自如。对于柏拉图来说，这完全值得庆幸。

色情是在挫折中前行，它踉踉跄跄，既欢乐又发抖。恰恰是在向动物兽性的返归中碰到了阻力，色情才更具有一种震颤的爆发力量。

这就是说，身体永远是冲创性的，永远要外溢扩张，永远要冲出自己的领域，身体的特征就是要非空间化，非固定化，非辖域化，身体的本质就是要游牧，就是要在成千上万座无边无际的高原上狂奔。

这不是喜气洋洋的身体，而是悲观、被动、呆滞的身体，既不像尼采，福柯没有宣告一个超人即将到来的未来哲学，也不像德勒兹，福柯也没有宣布一个欲望政治学的解放计划。

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方面，结果他自身的哲学出现了阿尔都塞所说的断裂：人一会儿是有待消除异化的精神性存在，一会儿又是迷失在蛮横的生产方式中的冰凉身体。

现代时期——17、18世纪以来——权力管理生命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权力对单个身体的这种管理被称为身体的解剖政治学；另一种是对作为一种总体的人口数量的管理调控形式，这即是人口的解剖政治学。

哲学此刻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神学，而不是解放身体。因为神学的对立面是知识，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激发对知识的兴趣。

奥古斯丁使禁欲主义拉开了它的漫长序幕，落落寡欢的修道院成为它的安静舞台。漫长的教会和修道院历史，是身体沉默无语的历史；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这都是控制身体的基本手段，并旨在将身体的沸腾能量扑灭。

同样将身体和意识划分开来，但是从那里开始，身体不是被刻意地压制，而是逐渐地在一种巨大的漠视中消身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