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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愈是要压制它，它就愈是会获得一种焦点、中心性和明确的自我意识，同时，它在躲避压制话语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扩散、奔突、四处逃逸，并在这种驱逐——躲避的游戏中不断产生吸引力，最终，它成为一种永在的固定的东西似隐似现地存在下去。压制不会导致事实性的消亡、灭绝，相反，它导致对象的成型，成熟；它不是将模糊的东西擦去，而是使其变得清晰巩固；它并没有抑制性快感，而是激发性的紧张感和快感，性因此进一步成为一个社会的嬉戏性话题。

长发不像光头那样毅然决然……光头是对自然性和标准型实施减法，长发则是它的加法。减法是一种了断，是一种无退路的凛然抉择；而加法则可以回旋，它有余地，它可以伸缩，它慢慢地在时间之流中累计，它因此是渐进的、过渡性和无限延宕的。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

身体是被事件铭写的表面，是自我被拆解的处所，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

福柯刻意强调的是，现代时期——17、18世纪以来——权力管理生命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权力对单个身体的这种管理被称为身体的解剖政治学；另一种是对作为一种总体的人口数量的管理调控形式，这即是人口的解剖政治学。

这就是19世纪以后的空间图式：它的核心在于，基地只有在同别的基地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恰当地定位。一个基地只有参照另一个基地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将单个的空间，定位于关系领域中，并将空间的意义置放在这种关系中，这，就是现代城市结构部署的一个独特特征。

尼采拒绝了这一切，他将之看作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处在意识该收敛自己的时刻。“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此，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尼采：《权力意志》）

这样一个身体就砍去了意识的头颅，它再也不是意识支配下的被动器具了，身体跳出了意识长期以来对它的操纵和摆布圈套，跳出了那个漫长的二元叙事传统，跳出了那个心甘情愿的屈从位置，它不是取代或者颠倒了意识，而是根本就漠视、甩掉了意识，进而成为主动的而且是唯一的解释性力量。

现代时期——17、18世纪以来——权力管理生命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权力对单个身体的这种管理被称为身体的解剖政治学；另一种是对作为一种总体的人口数量的管理调控形式，这即是人口的解剖政治学。

如同柏拉图将理念世界同形形色色的表象摹仿世界，将灵魂和身体对立起来一样，奥古斯丁将上帝之城同世俗世界对立起来。

福柯同样看到了：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权力技术和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身体成为各种权力的追逐目标，权力在试探它、挑逗它、控制它、生产它。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