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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麻痹自己，就好像没有什么比“选择一件事，从而失去做其他事的可能性”更糟糕。毕竟，做出决定就意味着要不可避免地否定某一个选项，从而野蛮地戳破我们“全知全能”的幻想——我们能成为想成为的人、做想做的事、拥有想拥有的一切。正如索菲娅向我生动展示的那样，通过牺牲“唯一拥有的生活”来保全所有未来的可能性异常困难，这是通过麻痹自我来救赎理想的自我。

我知道人们渴望从无常的现实中得到喘息的机会，就像蛰居族一样，不用被迫戴着假面具附和行事。有时我甚至可以体验到这种境界，有那么一刻，得以沉浸在济慈式无痛无乐的虚幻空洞之中。然而狐狸始终等在那里，在我低垂眼皮的另一边徘徊，准备破坏这一切。

我们发现自己在“强迫自身做太多事情”和“希望什么都不做”之间徘徊。上网消遣即是对这两者一种不可思议的融合。纠结白色T恤上的23处细微不同、狂刷网红猫咪的视频，或者一连几个小时浏览社交媒体动态，这种过度的活跃反而变成了浪费我们（或我们雇主）的时间、阻碍我们生产创造的行为。

弗洛伊德曾反复提及一种推测：在人类这一物种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头部最初与肛门和生殖器挨得非常近。在头部与这两个器官逐渐分开的过程中，进化鼓励我们脱离自身的动物性，在排泄和性行为方面不再像狗一样不知羞耻。我们挺直脊背，仰起头，翘起下巴，就能从身体私密部位散发的种种激起性欲或者令人作呕的气味中解放出来。我们紧贴地面时，就是混沌无序和不可驯服之事的奴隶；我们昂然挺立时，就获得了尊严以及外表的秩序和规律。

在《哲学》中的《工作》一章，沃霍尔谈到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线被削弱：“活着就是要做很多你不总想去做的事情。出生就像被绑架，然后被卖为奴隶。人们每分每秒都在工作。这台机器总是在运转，即使你睡着了也不会停下。”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得干活，做零工时的奴隶，服从于我们精力的起起落落，有时甚至是大起大落。无论什么时候，这台机器总是在运转。

“去追求快乐而非痛苦吧”——这句令人难忘的实践哲学名言，于我而言是一种鞭策，让我去做那些我一辈子都被人告知不能做的事——也就是让我好好爽一把。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深藏于内心的秘密：我真正渴望的自由其实是什么也不做的自由，是摆脱了责任和义务重担的自由。终日赖床似乎是种抑郁沮丧的退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想象力的释放、恢复元气的方式。清空一天的工作与任务，让日程表如同一块诱人的空白画布，随便做什么都行。

真正的神性不在于工作，而在于不工作。任何人都能工作，但不工作是上帝的特权。艺术家和上帝一样，也不是“劳动者”。建筑师用石头砌墙、架桥或建造目常生活中其他有用的东西，而雕刻家只用石头将想象世界中的东西变成现实。

由于米尔肯在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随意从德崇的客户手中以低价购买债券，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然后米尔肯把债券卖给布斯基，稍微赚一点儿钱。接着，布斯基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德崇，最后又被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该公司的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米尔肯偿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他自己也能从这种交易中获利。当然，德崇的客户就成了冤大头，替他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