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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的地形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发展各种不同地方文化的条件。同一类生产形态，决定了这一人群的基本文化面貌。共享同类文化的人类，就会发展出一定的归属感。于是，人类族群的分野，往往并不是以血统为基本要素，而是以生活方式当作认同的文化基因。

从经济制度来说，从春秋到战国，生产的能力逐渐提升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换也因为道路的畅通而愈来愈密切，这些情况提供了货币经济发展的条件。战国晚年到秦汉初期，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经济活动，包括各种产业的发展、工商业聚集的财富数量和全国都市化的现象等，中国几乎出现工商与农业并重的经济体。

有宋一代，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两汉的坚实基础，隋唐的宏大规模，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从此以后，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还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

相对言之，蒙元是征服者，以武力压制中国人，乃是弱肉强食难免的现象。朱明以驱逐胡人为口号，应以同胞对待中国百姓。可是，太祖杀伐立威，又将专制极权制度化，有明一代始终未曾改革。更可悲者，满清入主中原，沿袭明代制度，再加上征服王朝的武力镇压，于是中国人生活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长达六七个世纪之久。这一长期的压迫，斲丧中国人的自由，扭曲中国人的人权，对中国民族性造成的伤害，至深至巨。

蒙元与满清的绝对皇权，其暴力性格，正如前文所述，超迈过去的征服皇朝。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传统皇朝的皇权再也不能受到文官体系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制衡。

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对于本国的文化，他们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的文化，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来接受新的挑战。

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利，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觉，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

儒生是寄生在政权的体制内，朝代可以改变，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却是长久存在，难以改变。这是中国历史的吊诡性：稳定——甚至超高度的稳定，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

牧养文化的人群，常常会带着牧犬在原野上照顾牛羊，在晚上，他们构火围居，于是他们被人称为“狄”——就是带着狗在火边上围坐的人群。挟带长弓的渔猎族群，就被称为“夷”。种植小米的人群，往往有刀耕火种的习惯，也就是焚烧树林，在林木的灰烬上种植两史。这些人，就可能被称为“烈山氏”“神农”或者“后稷之后”。后世“周人”的这个“周”字，则是田野的象形。

《华为基本法》规定了价值创造的四大要素：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