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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士兵会捕猎野兽、在河海里捕鱼，几乎能把任何东西变成食物。“英军士兵已经养成了习惯，”路易·努瓦尔的结论是，“他只管打仗，每顿饭都得端到他面前。英国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改变他们的习惯，这种顽固就是他们的个性基础。”因为无法照顾自己，英军部队必须依赖一支庞大的随军家属队伍为他们煮饭、洗衣服，或是做一些法军士兵可以自己做的琐碎家务。这就是和法军相比，英军中妇女的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原因。法军没有随军家属，只有女厨工。

在地面上，只要有机会发芽，到处都长满了大量的雪花莲、番红花和风信子……燕雀和云雀度过了自己的情人节，依然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翔。在大炮轰鸣的间隙听到鸟儿在丛林间叽叽喳喳地歌唱，在成堆的弹药间、在炮弹和重型军械下看到春天的花朵成群地钻出来，让人感觉奇异。

从1829年直至克里米亚战争，扶持一个“虚弱的邻居”一直是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政策。在沙皇军队和外交部中，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在巴尔干和高加索采取更为强硬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是沙皇的政策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同时满足野心勃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那些担心欧洲大战的人。“虚弱的邻居”政策的核心是在军事威胁的支持下，借助宗教来扩大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基督徒聚居区的影响力。

英军的问题不仅是后勤组织差，而且士兵也不习惯自发寻找食物或保护自己。他们大都来自没有土地的阶层，不像来自农村的法军士兵有这方面的技能。…而法军就不一样，“如果能变成食物，没什么东西是法军士兵看不上的”。……他们还会挖海龟蛋，把老鼠肉变成美味。英军外科医生乔治·劳森看到一名法军士兵把一只活青蛙的腿砍下来时，批评他残忍，但是那名法军士兵却“静静地笑着——大概是笑我无知吧——然后拍拍肚子，说这是用来吃的”。

两位妇女被叫到秘密警察第三科首脑奥尔洛夫伯爵的办公室里，因为她们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表达了对俄罗斯报纸上战争新闻真实性的怀疑，被人听到了。“我听说她们俩被严厉警告，并且被命令相信所有政府认可的文字。”

和以往的任何冲突相比，公众对这次战事真实情况的了解要多得多。人们对战争新闻的反应成为军事当局做决策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因为军事决策也前所未有地受到公众批评，这是过去战争中从未有过的事。克里米亚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舆论起了关键作用的战争。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