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复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

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

和以往的任何冲突相比，公众对这次战事真实情况的了解要多得多。人们对战争新闻的反应成为军事当局做决策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因为军事决策也前所未有地受到公众批评，这是过去战争中从未有过的事。克里米亚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舆论起了关键作用的战争。

恐惧促使人们尽量洗清自己——让自己更加清白——抹去与潜在“敌人”的任何接触。在最狂热的举报人当中，很多人自己有“历史污点”（富农、阶级敌人或前反对派的子女）。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更害怕自己被捕，举报朋友成了自己已是“苏维埃公民”的证明。

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在斯大林看来，向“富农”开战与集体化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可以让“富农”中立化，或使之成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但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辩称：“脑袋已经被砍下，你就不要再为头发哭泣了。”

至少有4名妇女向我描述完全相同的场景：多年以后，她们终于有镜子来查看自己的面容，所看到的第一形象，竟是自己的母亲。

两位妇女被叫到秘密警察第三科首脑奥尔洛夫伯爵的办公室里，因为她们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表达了对俄罗斯报纸上战争新闻真实性的怀疑，被人听到了。“我听说她们俩被严厉警告，并且被命令相信所有政府认可的文字。”

人是有希望才容易活下去呢，还是没希望才容易活下去。我现在不抱任何希望了，没有希望，心里反倒感觉很平静

欧化了的俄罗斯人有着分裂的人格。他的思维一分为二。表面上，他有意识地按照约定俗成的欧洲习惯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又为俄罗斯的风俗和情感所影响。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苏维埃的共同目标不只是一个宣传神话，还帮助人们感觉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

圣彼得堡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乌托邦工程，目的是从文化上将俄罗斯人重新塑造成欧洲人。

普罗科菲耶夫是另一位回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重要人物——在大恐怖处于高潮的1936年。1920年，普罗科菲耶夫离开纽约定居巴黎。但是斯特拉文斯基已经在那里站稳脚跟，普罗科菲耶夫想在这里攻城略地反而更难。普罗科菲耶夫在巴黎成了孤家寡人。

有时候整座城市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布景——它的建筑和人民只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而已。

首都彼得堡没有打地基这件事，成为彼得堡神话的基础，也是俄罗斯众多文学和艺术作品灵感的来源。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彼得堡是一座虚幻的城市，一个充满了奇幻和幽灵的超现实王国，一个《启示录》中描绘的陌生国度。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待补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

如斯大林格勒所显示的，如果知道自己浴血奋战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命运又与之紧密相连，这样的士兵才是最厉害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证明，地方爱国主义是强大的动力。

1961年两人终于见面了。“我们相对无言了有20分钟。那太美妙了。”阿赫玛托娃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