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复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
耳语者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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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4名妇女向我描述完全相同的场景:多年以后,她们终于有镜子来查看自己的面容,所看到的第一形象,竟是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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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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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促使人们尽量洗清自己——让自己更加清白——抹去与潜在“敌人”的任何接触。在最狂热的举报人当中,很多人自己有“历史污点”(富农、阶级敌人或前反对派的子女)。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更害怕自己被捕,举报朋友成了自己已是“苏维埃公民”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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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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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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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看来,向“富农”开战与集体化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可以让“富农”中立化,或使之成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但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辩称:“脑袋已经被砍下,你就不要再为头发哭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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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苏维埃的共同目标不只是一个宣传神话,还帮助人们感觉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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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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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待补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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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斯大林格勒所显示的,如果知道自己浴血奋战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命运又与之紧密相连,这样的士兵才是最厉害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证明,地方爱国主义是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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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大多数受害者遭受威胁,被迫沉寂,坚忍地压抑自己伤痕累累的记忆和情感。瓦尔拉姆·色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写道:“人们用遗忘的本事来谋求生存。”曾吃尽苦头的人不愿谈论自己的生活,很少哭泣。伊娜·盖斯特深思道:“迄止今日,我都不会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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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想它,便是应付这种疑惑的共同对策——避开所有政治,彻底退到私人生活。许多人对政治事件视而不见,设法度过大恐怖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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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轻人加入共青团,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身为积极分子,亟想有所作为,却没有施展抱负的其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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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尝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个退伍军人1947年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判处劳改10年(他讲过“反苏维埃”的笑话),在1954年提出上诉,赢得减刑5年,遂立即获释。调查官在审查时,判定他的笑话不是反苏维埃的,但为了维持原诉(从而无需推翻原案,无需予以平反),声称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为反苏维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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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工人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赶出了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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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已被广泛视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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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军人以理想主义和怀旧之心,回顾战时友谊的亲密无间。他们声称,当时的人有“更宽大的胸怀”,“遵循灵魂行事”,自己不知怎么也变成了“更好的人”。与充满妥协和应急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小团体内的通知友谊仿佛具有更纯真的道德关系和原则。他们经常谈及,从战友团体当中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那是他们站前生活中所缺乏的(之后也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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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言论,新政治社团的轮廓开始应运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战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气氛,没有党的领导,社团便无法形成。所有公民义务的履行,都要依靠国家的指令。但在战争期间,公民义务涉及实打实的东西,即保卫祖国。它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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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1937至1938年发生的事件,现在显得离奇且狠毒,但对当时二十三四岁的你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规范,几乎是习以为常。你身处这些事件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