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尝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个退伍军人1947年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判处劳改10年(他讲过“反苏维埃”的笑话),在1954年提出上诉,赢得减刑5年,遂立即获释。调查官在审查时,判定他的笑话不是反苏维埃的,但为了维持原诉(从而无需推翻原案,无需予以平反),声称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为反苏维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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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里尔斯克开发了奇怪的混合体:这是一个监狱,囚犯却在领工资。但尊严的丧失,以及被迫在不人道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光靠薪酬是无法弥补的,造反闹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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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施塔姆说:在死前能够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把自己对周围发生之事的想法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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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人生最怕绝望,完全失去希望是一种最为恐怖的事态……把所有的“可能”都一笔勾销,本来还有力量奋斗却放弃奋斗,这是一种最为可怕的自杀。看到这种悲剧发生在别人身上,真是惨不忍睹。而没有道理的希望是弱者精神的救生圈、弱者智力的救命稻草。这样的希望令我生气。但是,丧失希望是灵魂的瘫痪,甚至是灵魂的死亡。斯维塔,趁着咱们还有力气希望,让我们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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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工人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赶出了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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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士兵会捕猎野兽、在河海里捕鱼,几乎能把任何东西变成食物。“英军士兵已经养成了习惯,”路易·努瓦尔的结论是,“他只管打仗,每顿饭都得端到他面前。英国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改变他们的习惯,这种顽固就是他们的个性基础。”因为无法照顾自己,英军部队必须依赖一支庞大的随军家属队伍为他们煮饭、洗衣服,或是做一些法军士兵可以自己做的琐碎家务。这就是和法军相比,英军中妇女的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原因。法军没有随军家属,只有女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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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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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和斯维塔可不这么看。他们觉得,隐瞒实情,把女儿阿娜斯塔西娅和儿子尼基塔蒙在鼓里,这可不对。孩子将来势必会遇到这些难题,何不未雨绸缪,先让孩子有个心理准备。斯维塔早就说过,光有爱是不够的:“这个世界多半会永远残酷下去,人必须要有生存的能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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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RAPP)的活动让非无产阶级作家和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同路人”无路可走。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为了挽救自己,绝望的马雅可夫斯基解散了左翼战线,加入了RAPP。......在国家的支持下,RAPP宣称苏联文学的“资产阶级敌人”就隐藏在左翼先锋派之中,并对其展开抨击。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前仅仅5天,他在一次RAPP的会议上遭到了谴责,批评他的人要求他证明自己的作品在20年后仍然会有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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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头上的每根白发都叫我遗憾,虽然你眼角多出来的皱纹也让我心疼,但这都是免不了的啊,长了白发,多了皱纹,丝毫不会减少我对你的感觉,只会增加你的风采。如果这就是所谓老年,那又有什么关系?你是我的整个世界,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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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上,只要有机会发芽,到处都长满了大量的雪花莲、番红花和风信子……燕雀和云雀度过了自己的情人节,依然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翔。在大炮轰鸣的间隙听到鸟儿在丛林间叽叽喳喳地歌唱,在成堆的弹药间、在炮弹和重型军械下看到春天的花朵成群地钻出来,让人感觉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