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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清楚地发觉，与别人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并不足惜。这样的人无疑会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也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不去尝试把他内心的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一个人从不犯错，只是因为他不曾尝试过任何新鲜事物。

因此，在亥姆霍兹看来，科学发展的方向是早已被决定了的，并且应该严格地遵循这样一条呆板的途径：一旦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化成简单的力，而且证明自然现象只能这样来加以简化，那么科学的任务便算终结了。

在创建物理理论的过程中，基本观念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物理书中充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但任何物理理论的开端都是思想和观念，而不是公式。

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而是创造了这个机遇。他独自一人通过深邃的眼光，宏伟的设想，经过七八年孤独的奋斗，建立起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妙体系。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

外界的强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但绝不可能完全消除个人的责任。在纽伦堡审判中，这种想法被视为自明的。我们的制度、法律和习俗中一切有道德意义的东西都可以追溯到对无数人的正义感的解释。制度要是得不到个体责任感的支持，在道德的意义上就是无能的。

人类理智的吸收能力还非常有限，因此个人的研究活动不可避免会局限于越来越小的人类知识范围。更糟糕的是，由于这种专业化，现在即使要对科学的概貌作一般的了解也越来越难了。而如果没有这种了解，真正的研究精神必定会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很像《圣经》中记载的巴别塔的故事所给出的象征。每一位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不情愿地被流放到一个日益狭窄的知识领域，本来拥有广阔视野的研究者有可能沦落为匠人的水平。

只要考察一下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会看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愿望都与别人的生存紧密相关……我们的知识和信念大都是通过别人创造的语言媒介由别人传授给我们……个人之所以是个人和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凭借他的个性，不如说是因为他是一个大的人类社会的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支配着他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生存。

若无政党，各国公民的政治兴趣就会销声匿迹，也不会有不同意见进行交流的论坛。个人会被孤立起来，并且无法表明自己的信念。而且，政治见解的产生、成熟必须借助于具有相同性情和意图的人之间的相互启发和批评才能达成。

人类所思所做的一切都关系到满足深切的需要和减轻苦痛……情感和渴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无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努力和创造显得有多么高贵。

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