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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之后，人们已停止相互见面。秘密机构那些出格的目的藉此得以实现。除了日常的情报收集之外，他们还成功地削弱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使社会分裂，而且还将许多人纳入他们的圈子，其方法就是时不时把他们传唤过去，骚扰一下，并要他们签署“不泄密”的保证书。所有这些“被传唤者”都永远生活在怕被揭穿的恐惧中，和秘密机构的干部们一样，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便是江山的稳固以及写有他们名字的档案永远不被公之于众。

但维纳威尔也能给出很好的建议。正是他让我劝告奥·普，要他尽可能地不出头露面，别提任何要求，比如调换羁押地点之类的要求，对自己的事一句话也别说，要躲藏起来，沉默寡言，一句话，要装得像个死人……“别让与您名字有关的任何一份新文件出现……只求他们把您给忘了……”在他看来，这是拯救自己或者让自己多活几天的唯一办法。

可是，留在“自己人”范畴里的权利原来并非世袭的，甚至并非终身的。过去和现在都得为这一权利而进行不间断的斗争，昨日的“自己人”会在一刹那间被划入“异己”范畴。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推论，“自己人”和“异己”的分类会导致每个走下坡路的人成为“异己”，就因为他是向下方运动的。只有在一个这种分类已达到其最终阶段的社会中，一九三七年及其一切后果才有可能出现。

但在那个五月之夜，我还明确了这样一个任务，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的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值得为此保持体力。

在女裁缝家，我们过着宁静平安的人类生活，完全忘记自己是身无片瓦的人。乘坐大车、汽车或电车穿过苏联的一座座大城市，我时常计数着那一扇扇灯火闪烁的窗户，心生诧异：这些窗户为何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呢？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试图将我的命运与他的命运分离开来。

时代会用两个指头夹起一个人，从他身上挤出时代所需的那一滴善恶来。

她未能活到斯大林死去的那一天，可她与我一样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她坚信他有朝一日一定会死。我对此坚信不疑，此刻亦然。

其他人没有走得如此之远，但谁也不敢与孩子分享自己的疑虑：干吗要把孩子们送上毁灭之路呢？孩子要是在学校说漏了嘴，岂不害了全家？干吗让他理解多余的事情呢？最好还是让他像大家一样生活吧……就这样，孩子们长大了，进一步壮大了催眠症患者的人数。“俄国人病了，”波利亚对我说道，“得给他们治病了。”这病症如今更为醒目，当危机过去，康复的最初征兆已开始显现。从前，我们这些保持疑虑的人才被视为病人。

我们的国家照看着两亿公民，它不打算纵容那些不真心实意服务于它的人。国家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力量，它比我们更清楚我们需要什么。当人民大众全都走上我们的道路，他们就会明白，自由就是一种被意识到的必然性。

写诗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工作 ，它需要诗人付出巨大的心力和专注 。在诗人写诗的时候 ，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那或许具有巨大控制力的内在声音 。因此 ，我不太相信马雅可夫斯基的话 ，他称他能掐住他诗歌的脖子 。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作为诗歌劳作之见证人的奇异经验表明 ：你可控制不了它 ，你掐不住它的脖子 ，也难以给它套上笼头 。作为一位承载着世界之和谐的人 ，诗歌便是他的最崇高体现之一 ，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 。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