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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层制相维系的，是詹姆斯・斯科特所称的“国家的视角”，即对于信息的理性化和标准化，以服务于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造计划，伴之以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蔑视，并往往导致灾难。

与兰克相连的史学革命首先是史料和方法上的革命，是从利用已有的史书或“编年史”转向利用政府的官方记录。历史学家开始经常査阅档案，并发展出一系列越来越精致的技术，评估他们找到的文档的可靠性。他们声称，自己的历史著作就此比前人的手笔更加客观、更加“科学“。这种新的学术理含的传与2世纪史学学科的专业化有密切联系，当时相继创立了历史学的第一批研究机构、专业期刊和大学科系。

然而，微观史家的目标往往更具智识上的雄心。他们会像福尔摩斯那样提出，“对于琐屑细节的观察”能够得出重要的结论。即使这些史家并不妄求从沙一尘中掲示整个世界，他们也的确宣称要从地方素材中概括出整体性的结论。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互求全责备。不幸的是，他们都往往以一种相当粗陋的刻板印象看待彼此。即便时至今日，在有些历史学家眼里，社会学家仍然是用粗鲁而抽象的行业黑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情，毫无时空感，将个体生搬硬套塞入刻板范畴，最糟糕的是，还把所有这一切勾当说成是“科学的”；而在社会学家这一边，传统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属于业余而短视的事实辑录者，缺乏体系方法或理论，其“数据库”之不精确，恰与他们在分析上的无能力相称。

马基雅维利的论著非常关注“名誉”或“声望”。事实上，他在某一处甚至直言道，并不一定需要真的具备一名理想统治者的素质，只需要看起来是这样就行了。

也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极其强硬地主张，田野调查是首屈指的人类学方法。他声称：“人类学家必须舍弃他那些舒适的位置：传教营地、政府机构或种植园主居所的凉台上的长椅。”只有深入乡村，踏足“田野”，他才能“了解本地人的观点”。以马林诺夫斯基为榜样，田野调查成为每一位人类学家培养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而社会学家也放弃了书房中的扶手椅（而不是凉台上的长椅），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当代社会中获取它他们所需要的数据。

整体而言的社会，具体而言的教育体系，都倾向于通过灌输给成长中的一代人过去的价值观念，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传统并不会出于历史学家有时所说的那种“惯性”而自动延续，而是靠着父母、教师、牧师、雇主及其他社会化中介的大量艰苦工作才传承下来的。

无论如何，文化建构不应被视为一种预设，而应当是额问题，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你如何建构一个有关（比如说）阶级或性别的新观念？这个“你”又是谁？我们如何解释对创新的接受？或者，把问题颠倒过来，是否有可能说明为何在特定的时间，对于特定的人群，传统观念不在具有说服力？

这一时期正值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将历史学看作促进国族统一的手段，一种公民教育的手段，或者像不那么具有同情理解的观察家可能会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国族主义宣传的手段。这一时期也正值新兴的德国和意大利，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等较古老的国家，仍因地区性传统不一而处于分裂状态。各级学校里的国族历史教学促进了政治整合。政府乐意扶持的历史学很自然是国家的历史。历史学家与政府之间的关联在德国尤其密切。

统治者和其他人一样，也需要朋友。而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们还需要非官方的顾问，如果在所处的社会里，负责官方谘议的权力被贵族垄断，就更是如此。统治者还需要某种特殊手段，绕过自己政府的正式机制，至少能应不时之需。他们还需要有一些自已能够信任的人，独立于自己身边的那些贵族或官员，可以信赖他们会对自己忠诚不贰，因为他们的位置完全取决于这种忠诚，尤其是当出了什么差错时，得有人可以怪罪。

18亲密关系的外显：爱情与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