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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所处生态环境的生存压力（早期常流徙），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最早是争生存空间），以及由此导致原始“战争”频率和强度的增加，“原始父亲”的角色地位愈益突出，并会发生种种质的变化。由“自然天赋”到权势地位并制度化为社会分层（公共权力的设置），是一个极长期复杂的演化过程。

西周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历来被高度关注的，至少有三项：一是宗法制，二是分封制，三是周公关于“德”的概念的发明。王国维先生特别注意第一项，我则想先从第二项谈起。在我以为，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第三两项都是为第二项服务的。

正如前节所述，从发生学过程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是沿着条自然演变的路线前进的，个人的“主体性”从来没有独立过。它最初只是全部交付给贴身的小共同体（氏族一部落）的，随后一步一步地不断上升，直至大一统国家成立，氏族一部落外壳剥离而变为府县乡聚，“朕即国家”“君临天下”，“天下”之人也就尽入“吾彀中”，为“君父”的“子民”，仰天翘首等待“皇恩浩荡”的“雨露滋润”，很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吕先生既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又是把新史学向中国社会史方向开拓的先驱者。

中国语言的特点就是文字简练而一字多义，极具灵活性。有关产权的史料陈述给予我们的，也往往是概念的模糊和灵活。我觉得这是由中国特有的语言思维方式决定的。在中国的历史语言里，无论是名词概念，还是人们遵循的思考习惯，都跟西方来的分析概念不容易对号。我们不太喜欢发明新名词，常常是“温故而知新”，往旧瓶里装新酒。一个“道”字，一个“仁”字里可以装进历代各种学派的思想。

春秋战国之际广泛而持久的兼并战争，使许多明智之土懂得“农战”的辩证关系，先后实行“军功受田”法。创始者未必都有明确的意识，但这却成了长达四五百年各级贵族自相血肉相残的“工具”，直至借“刀”自杀。很清楚，正是这批“布衣将相”最后成为取世袭贵族而代之，彻底消灭贵族的新暴发户。不同的是，他们的利益所向只听命于“国家”，而不再与社会上原先的血缘共同体有关联。

中国历史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随后社会组织外延虽然不断扩展，共同体离内核（圆心）愈来愈远，但以家族聚居为主要形式的村落，在近世以前，始终是中国农民们最后一道生活世界的港湾”除非灾荒、战争和农民革命（另一种战争）强行骚扰它。即使被迫流徙，他们也会像蚯蚓再生那样，在异地他乡重建起另一座村落，顽强地力图保持原有的乡土风情（语言、风俗、族规等）。

先立平实之基，进求高深之渐。求精确而勿流于琐碎，务创获而勿涉于奇袭。

正是针对这种现象，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学者得出了一条共同的认识：国家控制下自耕农人数的多少以及自耕农的生活处境，乃是大一统帝国盛衰兴亡的晴雨表。最早说出这一真理的，恐怕要算《礼记・大学》：“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而化为国家政策实施的则是商鞅。

中国王权并不绝对专制。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又因为文官制度选拔的背后有大堆社会精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往往只是其中少数，而未出仕的人仍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为了要培养文官制度，中国同时也培养了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土大夫，带动社会来抗衡国家。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