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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深刻不理性，已使蔣認為共產主義遲早會在中國殞亡，而他們父子的使命是打造臺灣模範，向世人（尤其是大陸人民）展示中國回復大國光榮之「正確途徑」。

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张建议成立西北反日政府，含纳中共及其他爱国（军阀）势力，打出“联张、反蒋、抗日”的口号。野心和爱国精神是少帅决定和蒋总司令反目。他建议由他本人领导这个反蒋联合政府，周立刻就同意。然后，毛拍发贺电给少帅，恭维他是“国家抗日领袖”，赞扬他“惊天动地的举动”，表示和蒋已经无法达成妥协，暗示他应“坚决”处理蒋。

十二月初，张到了洛阳，向领袖报告驻防陕西的部队军心不稳，陷入叛变心境。尽管蒋最近才警告不得主张联合阵线，少帅还是直接主张，两人吵了一个多小时。蒋警告说，如果国民党在这个关头停止内战，改为抗日，势必使得全国领导权落到中共手中。

蒋写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济南事变证明了蒋的新发现：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敌人。

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theparty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

周恩来表现得一副大陆愈来愈适合养老的模样，公开呼吁委员长回归祖国……

据他后来在台湾的牧师表示，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蒋对羞耻心的哲学和情感关注，亦与其新信仰对原罪、救赎的强调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通过磨难和死亡的砥砺以成就约伯般的毅力，也和他苦修、新儒家的形象首尾一贯。

在蒋所处的环境里，狡猾和猜疑往往是成功政治领袖的标记，蒋也有这样的特质而且一路精进。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诚心以及精明之强烈信念，不但让他喜欢被赞扬和奉承，也颇能领受传达尊重、好意，以及让步的举措。本质上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甘迺迪覺得茲事體大，不能冒險聽任這位國民政府領袖「拆房子砸自己，還波及我們」。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他（蒋介石）召開劃時代的政治協商會議，發表主題演說，宣布政府即將立刻訂立言論、新聞、宗教和集會的自由。他說，政治犯將得到釋放，所有的政黨將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選舉將「由下而上」推動，意即所有的代議機構、包括中央級民意機關都要辦直接選舉

以谦接物者强，以善自卫者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