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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用自由这个词的含义并不仅仅意味着挫折不存在（这可以通过消灭欲望来获得），而且包含可能的选择与活动的阻碍不存在，即通向人自己决定遵循的道路的阻碍不存在。这种自由最终并不取决于我是否出发或能走多远，而取决于多少扇门是打开的，它们是如何打开的，也取决于它们在我生命中的相对重要性，尽管从字面上说不可能以任何定量的方式来测量这种重要性。

通过一种奇怪的悖论，那些初看起来正好持相反立场的人，也达到了同样的立场：我们不能做出褒贬，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在一系列的任务与困难之前，观察到人类要求的巨大与人类知识与判断的渺小的历史学家，充满着谦逊之感，严厉地提醒我们不要把狭小的价值观建构为普遍有效的，不要把处于宇宙某个角落的一小部分人至多在小范围内坚持的东西，运用到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人类中去。

十九世纪的两大解放性的政治运动，是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

穆勒说，在一种被视为错误的观点中仍然可能有部分真理；因为不存在绝对真理，只存在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压制明显错误的东西有可能同时压制它里面正确的东西，从而使人类遭受损失

一个人不顾劝说与提醒而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其为恶远不及允许别人强制他做他们认为于他有益的事。

这种论点，同样无法说服那些认为绝对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的人，不管这种真理的发现是通过形而上学的、神学的论证，还是通过某种直接的洞见，抑或通过某种生活方式，再要么，就像穆勒的师友们所相信的，通过科学或经验的方法

操纵人，把他们驱赶向只有你，即社会改革者能看到而他们自己看不到的目标，就是否定他们的人类本性，把他们当作没有自己意志的物品，因此就是贬低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向人们说谎或者欺骗他们，视他们为我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独立构想的目的的工具的理由；即使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做实际上也是把他们当作次等人类，仿佛他们的目的远不如我的目的那样终极与神圣。

如果我们理解同等终极与神圣的目的间的冲突甚至在单个的人身上，或者在不同的人或群体中，何以会导致悲剧性的和难以的避免的冲撞，我们就不应该根据某种绝对的标准来人为地使它们秩序化，从而曲解我们的道德事实；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好事都是兼容的，就会试图理解各种文化、民族、阶级与单个个体的不断变化的观念，而至少不会再根据某种封闭的教条，去问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的。

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窄的空间中，正是他的那些自然能力，使得他有可能追求甚至领会各种各样人们视为善良、正确或神圣的目的。

我只能重复，积极自由的观念因滥用——神话权威——而走向其反面的现象是常有发生的，而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熟悉的、最具压制性的现象。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