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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行进的过程犹如思考，全景的展开必定是所有细节彼此精准协调的结果

又或者莫扎特，他的高产几乎是非人的，四十九首交响曲与二十一首钢琴协奏曲、歌剧、弥撒、四重奏、三重奏以及奏鸣曲，所有作品皆散发着形式的完美与优雅；

音乐是“以纯粹认为手法建构的思想系统”，这里的“纯粹”一词不带贬义，而是正面意义，“音乐和正面事物相关”，不是一种“可以分析的商品”，而是“从负面事物劈出来的，是个小小的保障，用来抵抗四面八方包围它的那片负面虚空”。他深夜在录音室的完全隐私中产生的演奏风格，其最大特征，首先是传达一种理性连贯的意识和系统意识，第二，为了这个目的，他集中演奏巴赫的复音音乐，以此音乐来体现那个理想

他的演奏从不尝试讨好听者，也从不尝试化解他们孤独的狂喜和日常世界的混乱之间的距离。它们有意识地尝试为一种艺术提呈一个关键性的范型，这种艺术是理性而兼愉悦的，而且其构成过程还在演奏之中进行。这达成一个目的，扩大演奏者被迫在其中发挥的架构，并且-就像知识分子所当为-在人类精神僵死，去人性，去理性的流行传统之外，另行阐释一条论证蹊径。这不仅是一种知性成就，也是一项人文成就。古尔德能持续扣住并激活他听众的心弦，道理在此。

我想，贝多芬之所以自认为有本事超越人性，进入永恒的、遵循原则主义的世界，乃是处于一种强大的自我主义。然而他的自我主义，他精心建构的主体性以及他的审美范式都是为了实现终极的目标：超越特定性，超越历史及政治。

巴赫是体现“理性地建构的作品”的第一人。——阿多诺《为巴赫辩驳其信徒》

德瑞弗斯的说法：我不愿将音乐结构视为潜意识的成长-有个美学模型认为，音乐结构是一种自发的创意，并非具备意图的人类行动所能掌握，我宁可强调作曲家“巴赫”是以几种可以预测，并且由历史决定的方式“经营”音乐。。。。。总之，我们要将巴赫作为不断思想的作曲家来分析

我不是说唯有当下政治题材歌剧值得做。不过，歌剧制作必须包含能勾连当下、映射整体的重要概念，我们的确需要一些本身具备历史感，或者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相关的歌剧。

霍洛维茨的观点虽然极端，但绝不简单。将拓思卡尼尼视作被塑造、被崇拜的偶像，这个观点很有见地。我想，这个见解起源于德国哲学家、音乐学家兼社会批评家阿多诺1958年发表的一篇精彩短文，霍洛维茨在书中也援引了这篇文章。阿多诺认为拓思卡尼尼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失调，他精于掌控，象征着没有灵魂的领袖，诠释独裁主义式的、机械式的完美。于是在音乐中，他呈现出唯我独尊的风格，势必抛弃、消解音乐中的人性精神。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