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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国家层次上，发展私人工商业为主的民族资本主义是紧迫的战略性任务，但从那时到现在却几乎没有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公开讨论过“任何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任何地方在实质上都是个剥削过程”，即使这在中国被认为是发展“新民主主义”，其作为私人资本原始积累的质的规定，也仍然使这个发展模式内生地演化为剥削性过程。

以上论述，都不过是表明了我们多年来强调的两个观点：是高通胀危机主要爆发在现代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二是危机压力下的私人资本不仅会顺周期做空，而且会把资金从实体生产转向投机经济。这两点，从新中国呱呱坠地之际就很明显。总之，随着政权更迭而刚刚问世的人民币是新中国的主权货币，需要在国内树立其作为主权货币的信用；如果国家货币信用建立不起来，那么与货币信用相对应的国家对内政治权力就是不完整的。

据此看，新政权不仅公开地认同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具有一般性的市场资本主义（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也如同清末以来的所有政权都要追求“现代化”一样，理所当然地要加快建设工业化。

但是，中国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问题也值得纳入思考：如果不是各大野战军刚占领的大城市几乎都遭遇到投机和高通胀恶性循环的严峻危机，中央政府未必能够在部门与地方利益错综复杂的体制结构中得心应手地贯彻周期调节措施。

建国初期的大危机靠亿万农民承载了大城市转嫁的危机代价才缓解了恶性通胀,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

据调查，1950年3月以前，在新解放区农民还很少使用人民币，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人民币即使到了农村也很快回流城市。但随着城乡物资交流的展开以及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货币向农村的投放量增加，同时货币在农村的沉淀比例增加。

私人资本在长期高通胀之中一般都会努力使其资金析出实体经济，转向投机炒作。客观地看，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个体经济理性”。

就在国统区发生严重的货币通胀危机时，也有另类的货币政策探索表明，以实际物资作为货币的信用来源，并非中共1949年执政后的首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山东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成功地实践过。对这类做法的分析，应该纳入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经验归纳之中。

本书提出的大部分观点派生于我们几十年研究凝聚的“成本转嫁论”。倘若集中到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建国初期的大危机靠化万农民承載了大城市的危机代价才缓解恶性通胀，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这也是序言题目的由来。

任何高通胀压力下实体经济都会走向衰败，遂势所必然地发生私人资金大量析出进入投机经济。此时地两难局面是：如果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放任投机则势必泡沫崩溃引致经济崩盘；相反，如果严厉打击投机则势必发生经济衰退。

本书认为：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诞生的新政权得以成功扭转危机，主要归因于三个来自农村的基本条件：

我们是自己的魔鬼，我们将自己逐出我们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