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显然认为自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就象一切笨拙而又目光短浅的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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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想必是有一种十分必要的理由迫使当局采取这种后果十分有害的措施吧。究竟是什么理由呢?遗憾的是,无论用什么理由也无法解释采取这种措施以及其他许多令人莫名其妙的措施的必要性,非但不能解释,甚至无法猜想如何去解释它。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残忍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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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毫无希望而且在您眼中毫无地位,所以我干脆直说,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眼睛里只有您,其他什么都看不见。我为什么如此爱您——我也不知道。您知道吗,也许您根本不美?您能想象吗?我甚至不知道,您究竟美不美,甚至连您的脸美不美都不知道,可能您的心并不好,才智也不高尚,这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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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脑中灵机一动,也开始计算起来。我对某些数字和机会特别留意,但为时不长。很快我又重新几乎毫无意识地下注。大概有时我过于心不在焉,记得庄家几次纠正我,我犯了一些非常粗心的错。汗水浸湿了我的两鬓,两手不停地颤抖。几个波兰佬又跑来献殷勤,我根本不理睬他们,但我始终福星高照。忽然间,周围一片喧哗和笑声。“真妙,真妙!”人人都高喊着,甚至有人拍手。我在这里也赢了三万弗罗林,赌庄又要停业到明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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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又一次问自己:我爱她吗?而且又一次不能回答,或者不如说,我重又第一百次地对自己说:我恨她。真的,我真是恨她。有过这种时刻(即每次我们谈话结束之时),我真想把她掐死,即使为之舍弃我的后半生也甘心!我发誓:如果有可能用一把尖刀慢慢刺入她的胸膛,我觉得我一定会无比痛快地抓起这把刀来。但是我同样以最神圣的名义起誓:如果在施兰根别格山上她确实对我说“跳下去吧”,我一定会立刻跳下去,甚至也会感到无比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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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一见我就问,为什么我去了这么久?但没等我答话她就走开了。显然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其实我们之间应该谈谈,心里积攒着的话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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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这是任何一个高傲的人,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在精神上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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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那十万法郎,她后来直截了当地对我宣称,她要用来花在她巴黎的首次亮相上。“现在我已经一劳永逸地站稳脚跟了,从此在相当长时期内谁也不能把我搞垮,至少我已如此做好了安排。”她补充说。不过,这十万法郎我几乎再也没见过。钱总是在她手里,我的钱包里留的钱从不超过一百法郎,总比这个数目少,她每天都要查看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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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是的,我现在都记得,当时尽管我和那个蠢女人布朗什笑个不停,但心中无限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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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不会很快就摆脱掉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东西;一个人也不会很快就抛弃那种已经注入到他的血液之中,也可以说是从母亲乳汁里吮吸过来的东西。不可能发生这种急遽的转变。人们还很少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祖传的罪孽。应该彻底抛弃它;但这并不是很快就能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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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失去了自由的囚犯的希望,跟一个过正常生活的人的希望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自由的人当然也会怀有某种希望(例如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完成某一事业),然而他在生活着,行动着,正常的生活以其瞬息万变吸引着他。囚犯的情况就不同了。就假定说,囚犯生活,苦役生活,也是一种生活;然而一个囚犯,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的刑期有多长,他都本能地绝对不会满足于自己眼下的处境,绝不会认为自己的命运已被最后决定,已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