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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主义、何种制度，政府都会服务于资本，这是政府的正常职能。为什么呢？因为要现代化。而现代化意味着资本的不断集中，资本在哪集中呢？在政府所在的城市集中。这道理越讲就越清楚了。

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只有建立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才有可能、有条件对外开放，否则就意味着对民族工业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最近中国十年的高增长，靠的是中国对内陆和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核心是看怎样解决产业过剩问题。西方是发动二次大战，我们是对内转移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也有说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

今天这个世界是个竞劣机制，谁先爆发危机，那别人就来抄谁的底。总之，并不是谁的制度比谁好，全球金融化就是一个竞劣机制。

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论何种主义、体制、政府，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只要资本绝对稀缺，政府就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除非被封锁。

我们不能用导致问题的同一思维去解决问题。

真正成为美国死敌的，是那些拒绝使用美元结算并具有对冲能力的国家。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基础的根本变化，在原始积累阶段曾经有效的传统意识形态，客观上很难再发挥当年那种国民动员作用，连对一般官僚的约束上也难以发挥作用。于是，搞任何形式的思想教育，只能说尚有积极意义，可如果从整体看，对利益结构复杂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动员作用却不大。

这个虚拟资本此消彼长的游戏，美国人玩得是非常之精妙，根本不用派兵打你，只要你们大规模进口能源，那我制造一次能源高通胀，你就出现严重的国内高通胀。随之，一般低利润的制造业就垮掉，就大量失业，就上街，你的政权就不稳定，连带货币体系不稳定，弄不好甚至把你玩完。然后我的货币进来了，把你剩下的资源性资产、生产性资产，一股脑地给货币化了。其中，货币化收益我拿走了，你怎么在灾难之中痛苦挣扎，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把你玩了。

回来后我对我的学生们说，谁想了解30年代的中国农村，谁如果觉得过去好，就去印度；谁想了解80年代的中国农村，去越南。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