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霸权国家信用扩张、膨胀导致的结果，是其金融和债务形势都恶化的危机向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转嫁。这种转嫁的渠道主要是通货膨胀。因为，大规模增发出来的货币大量流向原材料、能源和食品（粮食）市场。这种关乎人民生存和实物生产的价格水平的陡然提高，并不是人们的正常需求导致的价格上涨，而是全球金融主导国家大量增发的货币涌进期货市场必然推动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官产学媒四大强势集团，在资本的本质属性上本来就是结盟的。那，唯一剩下给平民和小知识分子的，就是网络这种便宜的媒体平台。

中国特色的社会稳态金字塔结构，主要是农民两次平均分了地以后，客观上都变成小有产者或称“小资”，中国之所以不爆发“颜色革命”的主要原因，就是“小资”这个汪洋大海不属于走向革命的自觉阶级。中国社会的底座是小农经济，虽然现金收入能力低，但不属于赤贫，所以底座稳。现在社会上的毛病出在“中资”，作为新生资产阶级，容易受西方影响，声音比较杂乱。但中国真正的大麻烦却在于政治化的“大资”，因为国家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把握在“大资”那里。如果“大资”懂得只有乡土社会稳定他才稳定，那么，“大资”掌控的国家政治化只要方向转过来，就能够有效推动中国转向生态文明。

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差别也越严重。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都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

在产业层次上，一般商品制造业之上是设备制造业，设备制造业之上是金融业，金融业之上是高技术产业。

在“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大规模净流出。这导致了“三农”的衰败，弱势群体变成了草根。从社会角度来说，草尖离开了，农村剩下老人、妇女、孩子。劳动力资本存量最高的部分贡献它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农业和劳动者剩余之后，给草根回报了吗？中国真正的最大的不公平就在这里。

所谓不发达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那里的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它的资本化的主动权不在地方手里。

华盛顿共识是什么意思？因为二八分割规律，只有20%的人能够享受现代化，那80%的人就该承受经济危机转嫁的恶果。

中国不是不转嫁成本：大资本、中产阶级能维持高收益的原因在于它把代价转嫁给了下层群体。中国现在的资源环境问题严重的原因是，下层承受不了，将代价转嫁给了资源环境。

什么叫“知识分子”？说得很清楚，不管你是不是有高等学历，只看你是否代表着人类良知去做社会批判，并且在这个批判之中去践行你在社会批判中所提出的理念，这就叫“知识分子”。哪怕你们没有上过学也是一样被称为知识分子。

美国从中国得到的低价格消费品、极大压抑其国内通胀率，使得跨国公司得到长期维持低利率的资金，反过来以极低利率的巨额投资投入中国，不仅直接得到中国高利率、低汇率的制度利益，而且几乎控制了中国外向型战略产业，这使得美国通过债务融资，反过来成为在中国投资的债权。这个债务演化为债权的间接收益是美国在华公司盈利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20%显著提高到新世纪的超过30%，客观地造成道琼斯指数表现良好和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只有建立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才有可能、有条件对外开放，否则就意味着对民族工业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回来后我对我的学生们说，谁想了解30年代的中国农村，谁如果觉得过去好，就去印度；谁想了解80年代的中国农村，去越南。

中国人应该明确知道，处在“强权化的资源经济”和“强权化的金融经济”这两者之间的中国，就好比处于微笑曲线的下巴颏，对两头都是吃亏的。

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堪的麻烦，就在于激进者们罔顾“三农”的正外部性，把城市资本追求现代化所积黑的大“负外部性”代价向乡土中倾倒！

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能被某个国家的单一政策，或者某一部分学者的单一批判所能够根本扭转。

如果我们加快城市化过于激进，就相当于“空间平移集中贫困”——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部分是靠贫民窟实现的。

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是“双重输出”——大量向美国输出商品帮美国人降低通胀，使得跨国公司有条件以极低价格的资金回过来投资中国的经济命脉领域，控制战略产业；另一方面，以此再取得极高的资金回报率，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再大量吸纳中国贸易盈余作为FDI投入美国资本市场。

高学历人口的失业源于教育体系与经济结构的不匹配，也属于跟从西方的后果之一。

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账户，是肯定建立不起来了，因为劳动力最好的年龄所支付的社会保障，其实已经被发达地区所占有。劳动力回乡时不能带走已经交纳的社保基金，尤其是那些已丧失年龄优势的、病残的劳动力，他们回来以后造成的社会负担，必然转化为不发达地区所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