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主义、何种制度，政府都会服务于资本，这是政府的正常职能。为什么呢？因为要现代化。而现代化意味着资本的不断集中，资本在哪集中呢？在政府所在的城市集中。这道理越讲就越清楚了。

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只有建立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才有可能、有条件对外开放，否则就意味着对民族工业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最近中国十年的高增长，靠的是中国对内陆和农村的大规模投资，核心是看怎样解决产业过剩问题。西方是发动二次大战，我们是对内转移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也有说这是用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

今天这个世界是个竞劣机制，谁先爆发危机，那别人就来抄谁的底。总之，并不是谁的制度比谁好，全球金融化就是一个竞劣机制。

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论何种主义、体制、政府，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只要资本绝对稀缺，政府就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除非被封锁。

我们不能用导致问题的同一思维去解决问题。

真正成为美国死敌的，是那些拒绝使用美元结算并具有对冲能力的国家。

所谓不发达地区之所以不发达，是那里的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它的资本化的主动权不在地方手里。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基础的根本变化，在原始积累阶段曾经有效的传统意识形态，客观上很难再发挥当年那种国民动员作用，连对一般官僚的约束上也难以发挥作用。于是，搞任何形式的思想教育，只能说尚有积极意义，可如果从整体看，对利益结构复杂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动员作用却不大。

这个虚拟资本此消彼长的游戏，美国人玩得是非常之精妙，根本不用派兵打你，只要你们大规模进口能源，那我制造一次能源高通胀，你就出现严重的国内高通胀。随之，一般低利润的制造业就垮掉，就大量失业，就上街，你的政权就不稳定，连带货币体系不稳定，弄不好甚至把你玩完。然后我的货币进来了，把你剩下的资源性资产、生产性资产，一股脑地给货币化了。其中，货币化收益我拿走了，你怎么在灾难之中痛苦挣扎，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把你玩了。

回来后我对我的学生们说，谁想了解30年代的中国农村，谁如果觉得过去好，就去印度；谁想了解80年代的中国农村，去越南。

我说有个规律，只要把握了，你们就可以挣钱。什么规律呢？就是你们看外资流入美国的速度和规模，如果外资流入美国的速度下降，规模也大幅度减小，那美国资本市场肯定要下滑；反之，则会上升。

发展中国家把一般商品和原材料向发达国家出口，造成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而越严重的经常项目逆差，却导致发达国家越多的资本项目顺差。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推进的转轨之下，发展中国家得到的经常项目顺差要作为外汇再投资，回流到发达国家资本账户中去。这即是今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系的核心——产品和资本的“双重输入”。

如果我们加快城市化过于激进，就相当于“空间平移集中贫困”——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部分是靠贫民窟实现的。

我们既然进入产业资本阶段，就得遭遇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多的麻烦，但100年来连普通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使用西方中心话语体系来理解东方的事情。诚然，由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无能和无德，搞得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讨论基本上还得用这套西方话语体系来做解释。

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是“双重输出”——大量向美国输出商品帮美国人降低通胀，使得跨国公司有条件以极低价格的资金回过来投资中国的经济命脉领域，控制战略产业；另一方面，以此再取得极高的资金回报率，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再大量吸纳中国贸易盈余作为FDI投入美国资本市场。

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的内含成本对外转嫁的外部性制度构建。

官产学媒四大强势集团，在资本的本质属性上本来就是结盟的。那，唯一剩下给平民和小知识分子的，就是网络这种便宜的媒体平台。

现在美国人一方面强烈要求中国人不“搭便车”，但另一方面却又绝对不许中国自己构建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产生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根源是两个基本矛盾：第一个是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这叫作基本国情矛盾；第二个矛盾，是在这种基本国情矛盾约束下又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工业化从农业提取积累的客观需求，也就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