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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的东西，希望别人也相信，我追求良好生活，希望别人也过上良好生活。或者说，分享善好也是善好的题中之义。但你要让别人来分享善好的时候，你可能也要留心，这可能会伤害他，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你想的是分享，从他那方面看却可能是强加。所以，真正要他人分享，你就得理解他人，知道他真正要的是什么，如何以正当的方式让他来分享，而不是机械地把善分配给他人。所以，善本身就要求对他人的理解。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那一年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一时高涨，一时沮丧，但我尽量把握住自己，不间断自己手头的事情。我有个想法：天下滔滔，时局动乱，但自己要沉得住气，不能不断兴奋，荒疏了自己的学业。每一场运动都像一场大潮，把很多人卷进来，往往，海潮退去，满地不过一些瓦砾而已。

我记得徐冰有一篇文章，讲当时插队的时候，他待的那个村里面特别穷，有一姑娘只有一件衣服，衣服脏了还得洗，洗的时候她只能把上身裸着。他有一次从那儿经过的时候，阳光很强，树荫底下那个女孩裸着半身坐在那儿，正在晾衣服。他经过时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女孩跟他打招呼，特自然。我觉得他写的感觉特别好，有光线、有颜色、有空气、有空气中传递的人和人之间自然的带有哀伤气息的感情，平淡又真切。

伯纳德·威廉斯认为，这种无所不在的反思会威胁和摧毁很多东西，因为它会把原本厚实的东西变得薄瘠。我跟学生说，要尽可能地去做实际的事，我这实际的事什么都包括，包括生产劳动，包括养孩子，包括踢足球或打篮球。要靠比较厚重一点的生活把反思托起来。否则，反思会飘起来，我们会飘在反思里。

在读海德格尔的时候，读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能够更真切地感知到他们的思想内容。斗胆说一句吧，跟他们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自己的思想在跟他们对话中展开。我也会说，这两位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不过这个见仁见智。而且，谁更重要，这事儿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些什么。

人们说到哲学的一般性，往往是这样的意思：哲学家谈论幸福，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幸福，而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幸福。你不是想追求幸福吗？我教给你追求幸福的一般方法，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做IT的还是捡垃圾的，我教的是获得幸福的普遍方法。这种抽象普遍性很容易会混同于概念考察的普遍性，好多人心目中的哲学，就是这种东西，在我看，这种东西最无聊，差不多可以说是骗人的。

我们并非所有时候都能把真诚与被迫、主动和被动分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我被胁迫去做一件事，我讨厌人家胁迫我，我恨别人胁迫我，但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也许会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不是被胁迫的，我是自愿去做的。不说别的，这里涉及我的自尊，自愿去做一件事情比较多一点尊严，被人胁迫去做一件事情，尊严就少一点。我不想再在这个方向上分析下去了，人性中有很多让人不忍深思的东西。

我们不要把我们要做的事情过多地跟历史的大趋势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把我们做的事情拉近到你大致看得明白的地方来 —— 你知道这是好的，你不知道它终极是好的。你知道它是好的，你知道这是你应该做的。它不是什么千秋功业，但它是实实在在的思考和行动……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你的历史观点是什么，更多的从那种大的历史观拉回来，拉到一个你比较有把握的认知中，以此来塑造和调节你个人的生活和事业。

今天的人更容易产生失败感和无足轻重感，我想这跟人人都面对漫无边界的整个世界有关。一个人直接面对太大的世界会带来一种无力感。

我们是可以区分哪些事是我们不得不做，哪些事是我们乐意做的，但是这种区分挺有限的。比如带孩子，换尿布不爱干，逗孩子笑爱干。但你不给孩子换尿布，逗孩子玩就没那么乐。好玩的事情怎么跟有点儿苦有点儿累的事情连在一起，我们弄不大清楚，但我们大致知道，你为孩子付出了很多辛苦，你跟他的相处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品质。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