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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张宏杰给我们呈现的曾国藩，一生都活在矛盾和冲突中，一个有灵魂有体温有意思的圣人。

平时多说些正道、实话，不怕说得多，时间长了，大家自然知道为大家好。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但是不能把恶意攻击别人当成直率，特别是不能在背后谈论别人的短处。

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认真思考绿营兵种种弊端之原因．创造了许多崭新的军事原则．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选朴实山农。比如“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比如实行厚饷和长夫制度。这些创新，都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此制度基础。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刘忆江先生的《曾国藩评传》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曾国藩传记之一。

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隐身而退。”“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年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他虽耳熟能详，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举读书一例，他推崇“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询外为人。”他读书有愚公精神，强调“耐”字诀：“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一点一滴地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们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公民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对于有志者来说，搓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 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洁，而预自缩手也。”

那时候的雷军已经显现出了精力极其旺盛的特质，几乎每三个晚上就可以有一个通宵不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