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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高尚的情操和博大的胸怀都消失在个人自我完善的狭小天地中，英雄主义和敬神之心都淹没在关于个人肉体和灵魂得救的清醒算盘里，并且通过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两极冲突而导致了普遍的怀疑主义甚至消极厌世，最终转向渴望彼岸灵性生活的神秘主义，融入了基督教哲学的时代潮流之中。

西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的关系，它的眼光与其说是盯着实实在在的大地，毋宁说是投向无限高远的天空。在一个功利主义甚器尘上的繁荣世界里，哲学往往会保持一种做慢的沉默；而当现实世界进入冥暗的“黄昏”时，哲学这只“密涅瓦的猫头鹰”才开始起飞。

我们以往确实活得太累了，仅仅为了活着，我们就牺牲了太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曾以为这种牺牲任何时候都是值得的，现在却发现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更好的活法。

運動變化的根據是對立面的衝突。。……在我們身上，生與死，醒與夢，少與老始終是同一東西。

克拉底鲁甚至拒绝用语言来表述事物，因为当一句话脱口而出的那一瞬间，它所表达的事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因此对于变动中的事物，最多只能移动一下手指头来加以暗示。

他又把质料分为“原初质料”和“第二性质料”，前者指不具有任何形式、从而没有任何现实性的纯粹潜能，后者指已经获得了某种形式规定（形状和大小），从而具有了一定现实性的物质

托马斯在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进行评注的过程中发展了亚氏的“四因”学说，他把形式因和质料因归为“内因”范畴，把动力因和目的因归为“外因”范畴。

希腊文化在经历了城邦时代的雄浑壮丽的悲剧精神之后，堕入了一个醉生梦死的平庸时代。希腊化时代的人们不再关心神和国家这样的宏大主题，而是潜心于个人的幸福和解脱；哲学家也不再把主要兴趣投向外部自然世界的本原或形面上学的本质，而是使自然哲学服务于对人生意义的探讨和个人的安身立命，为的是寻求在一切变故面前“不动心”的哲人境界。

在中国，哲学和其他学术中的一切深奥思想都必须满足于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服务的现实需要，形而上学必须落实到道德教化和日常事功之中……

当我们以中华文明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而自豪时，我们同时也应当意识到由此带来的局限，即我们几千年来一直主要靠吸收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来维持自己的发展和更新，而西方文明则是通过吸收好几个不同先进文明的的营养、同时也吸收落后民族的新鲜血液，来实现对这些文明的超越的

我可羡慕你爸了，死得够敞亮，不像我，活着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