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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汉中国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罗马的世界主义不纯是通过对个人与地方特权的剥夺所造就的，正相反，它聪明地承认这些权利的存在。这样便把罗马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象征，并由此奠定了西方人对帝国的一般认识，那就是：在一堆地方自治体之上还有一大势力统御之，但这一大势力并不直接破坏这些自治体，而是分权与聚合的结合。

这里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到了近代，帝国扩张的社会限度较之古代要小很多。正如之前所述，在近代之前，国家的形式与覆盖范围可以具有相当的弹性，各种人类社会的碎片几乎都可以随机地塞到一个国家的版图之内。但随着民主与民族时代的到来，国家就面临着某种收缩化的压力——组成帝国的多元成分之间如果要继续共存下去，如果帝国还想顺利地管理各人群，上下、左右之间就必须建立某种“社会契约”，约定名分，而这些社会契约是很难达成的。

对于我们这样生活在一个（多多少少继承了帝国遗产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公民来说，由于没有经历过一战的折磨，也没有之后的反思，比起西方人而言，恐怕更能体会到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所以，本书想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近代帝国是如何统治其多民族属民的？在统治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内在的困难？它们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印象更深刻的自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对西方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刻骨铭心。至此之后，欧洲人对世界与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昂首前进的文明心气不复存在，许多金科玉律也被抛弃。

格林指出，从殖民地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要求英国政府放弃追求“徒劳的无限主权幻象，这并不是人类的目标”，而应当满是于“一种节制的、实用的、可理解的权力”。换句话说，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某种联邦安排。但当时的英国议会，明显缺乏这种政治想象力，无法理解边缘地区合理的政治担忧，也无法构想一个新的帝国秩序。英国是一个帝国，但帝国的主导者还是在用民族国家的眼光来衡量这个世界。于是，政治对抗乃至革命就必不可免了。

所谓俄罗斯化，有好几层含义。一层是使帝国传统上多样化的社会和行政秩序现代化、体系化与同质化。换句话说，向俄罗斯本部看齐。这是行政上的俄罗斯化。另外一层指的是俄罗斯民族对帝国的“接管”，边境各族现在必须向俄罗斯民族表示尊敬，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于它。这指的是文化上的俄罗斯化。

总之，在近代以前，几乎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有何异己携手共建政治共同体的经验，它们的共存是机械堆积的结果，依赖的是人民的政治冷漠与顺从。真正需要观察的，是那些活动在大众政治年代里的帝国，比如英帝国、法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等等。只有在一个民主与民族的世界中，帝国才有它的现代政治意义。

哈布斯堡王朝将其居民按语言进行分类，也普及了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归属于一个单一的、客观决定的、内部同质的民族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它就帮助民族主义者建立和加强了族群之间的边界。洛克和塔玛拉因此指出，“伴随着哈布斯堡现代化的分类努力，实际上是建立、促进和延续民族认同类别的关键”。

历史上，一般都是现实引导思想，而不是思想引导现实。正是在如此现实的影响下，“帝国与民族国家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空间政治组织形式，其严格的对立统治了史学几十年”。人们倾向于认为，“帝国与民族内在不相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并把民族国家对帝国的取代看成历史的必然。

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