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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讲究实际，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对待征服者的态度上。当异族君主赢得战争的时，中国的官僚阶层会随之归顺，同时又游说征服者，他们刚刚征服的中国疆土幅员辽阔，文化独特，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中国人的语言和现有的中国官僚机构来统治。征服者一代代逐渐被同化到他们当初试图控制的秩序中。最终，他们的老家，即发动侵略的起始点，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征服者自己开始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征服者反被征服。

他鼓励革命却未能意识到革命可能的后果。他无法评估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此种关系实现个人长期目标。他经不起考验。他的外交政策全盘尽输，原因不在于缺乏理念，而是他无法自众多的想法中理出一个头绪，或分清理想与周遭现实间的关系。他一味追求虚名，从未有一贯的政策作为指引。他受制于一团纷乱的目标，其中有些更是相互矛盾。每当面临事业上的重大危机时，各种不同的直觉反应便会互相抵消彼此的力量。

外表肥胖臃肿的索尔兹伯里爵士，所代表的是英国满足于现状而非求新求变的仙人掌。

在一个有着两个核超级大国的世界上，中国尽管坚持共产主义的宣传，但实际上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的一个“独行侠”。它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上发挥了完全独立且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作用。中美关系从原来的相互敌对转为近乎结盟，中苏关系则正好相反——从结盟转为对抗。可能中国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它最终得以摆脱了和苏联的一切关系，站到了冷战“赢家”的一边。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统治集团；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三套机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的支柱：“四国同盟”剿灭任何对领土秩序提出挑战的国家；“神圣同盟”防范对一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大国一致”机制定期召开盟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外交会议，制订共同目标，对付新出现的危机。

俄国的专制体制、辽阔的疆域、全球扩张野心以及它的不安全感，这一切均暗示着对基于均势和克制之上的欧洲传统国际秩序概念提出了挑战。

拿破仑时期标志着启蒙时代的顶峰。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那里汲取了灵感，视启蒙为理性力量。这意味着权利从教会下方到世俗的社会精英手中，现在有一步步落到了这位代表全球权利的领袖手里。

对中日战争罗斯福避免引用这项法律，表面上是因为中日并未正式宣战，实际上是由于他认为武器禁运对中国的伤害远大于日本。1939年11月4日通过的第四中立法，允许交战国向美国购买武器弹药，但款项须以现金支付且运送军火须用本国或中立船只。由于英国实施封锁，仅英法能够符合这些条件，因此“中立”越来越只是个技术性名词。

斯大林在一九四二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告终，象征着德军开始逆失利之后，依然争取开辟第二战场。因为斯大林发现第二战场的可是在于它近离东欧、中欧和巴尔干而在这些地方西方与苏联的利益可能会冲突。并旦，开辟第二战场也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绝不可能在其中毫发不伤。妙的是，斯大林坚持在盟国的西线甚有发言权，却绝不让民主国家对苏联的计划有丝毫接触，对苏联的军事部署可以允许它们稍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