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强盛时期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中国却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中国与他国之间时有商队往来,但作为一个社会,中国似乎不需要与同样幅员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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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强盛时期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中国却从未主动与其他幅员一样辽阔、历史同样悠久的国家或文明打过交道。中国与他国之间时有商队往来,但作为一个社会,中国似乎不需要与同样幅员辽阔、文化发达的社会接触。中国的光荣孤立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酝酿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
国际关系观念:公正还是平等?中国眼中的世界秩序与西方生根的制度大相径庭。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观念产生于16-17世纪。当时欧洲的中世纪制度解体,产生了一批实力不相上下的国家。罗马天主教也分裂成为形形色色的教派。
中方选择在华沙会谈上确定美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意向。参加会谈的中方大使王炳南此前正在休假,他是突然被召回,受命要求召开会议的。在会上,他表示北京方面注意到台湾已有动作,正准备反攻大陆。美国大使并未听说过有此等事,因为这纯属子虚乌有。
日本现在陷入昔日征服者的境地。征服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已属不易,若不借重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观念去统治它则更不可能。而日本认为自己的体制独一无二,绝不会求助于中国的文化观念。它昔日的同伴——得到美国支持的欧洲列强——逐渐走上抵制日本的道路。
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停止撤军,宣布若有新的印方哨所,则应在周围建起一个个中方哨所以包围之。毛泽东说:“你端着枪,我也端着枪,脸对脸地站着,可以练胆量。”他还说此项政策是“武装共处”。其实这无异于在喜马拉雅山下了盘围棋。
在习惯了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话,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的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
如果说中国的例外主义是一个自诩驾驭万邦的帝国的体现,日本的例外主义则源于一个岛国的不安全感。它大量吸收中国的文化,但又害怕受其控制。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根据有关黄帝的古代传说,他重建了而不是创建了一个帝国。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要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
中国式先发制人一旦遭遇西方的威慑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中国自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世界视为侵略性的,而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在冷战期间,美中两国就此纠缠不休;迄今为止,两国在某种程度上仍未摆脱这个恶性循环。
西方人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战胜邪恶与落后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强调的是衰落与复兴的周期。
过去的2 000年里,有1 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正式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邓小平之所以得势,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在党内,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建立了关系,政治方法又比华国锋高明得多。他是位历经数十年党内斗争的老将,知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争论为政治目的服务。邓小平在这段时期的讲话可谓意识形态灵活运用和政治态度模棱两可的典范。
以前的中共领导人为人处世带有伟人的光环,既有新型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风格,也有中国儒家传统的痕迹。江泽民则不同,他更像一位平易近人的家人,热情而不拘礼节。毛泽东是从奥林匹亚山巅俯视谈话对象,好像面对正在考试的研究生,考察他们的哲学见解恰当与否。周恩来谈话轻松、优雅,充满儒家圣人般的智慧。邓小平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视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
中国人讲究实际,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对待征服者的态度上。当异族君主赢得战争的时,中国的官僚阶层会随之归顺,同时又游说征服者,他们刚刚征服的中国疆土幅员辽阔,文化独特,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中国人的语言和现有的中国官僚机构来统治。征服者一代代逐渐被同化到他们当初试图控制的秩序中。最终,他们的老家,即发动侵略的起始点,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征服者自己开始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征服者反被征服。
在一个有着两个核超级大国的世界上,中国尽管坚持共产主义的宣传,但实际上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的一个“独行侠”。它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上发挥了完全独立且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作用。中美关系从原来的相互敌对转为近乎结盟,中苏关系则正好相反——从结盟转为对抗。可能中国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它最终得以摆脱了和苏联的一切关系,站到了冷战“赢家”的一边。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统治集团;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从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当然无法和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经不起打击。但是,他把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敌意为己所用,给外界造成不惧核毁灭的印象,因而为中国谋求了一种外交保障。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斯大林通过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解除了希特勒的后顾之忧,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他又故技重施,两边下注以保稳赢不输。如果美国真的插手,对中国的威胁就会增加,那么中国就会更加依靠苏联。如果中国应对美国的挑战,它将需要苏联大量的援助,同样会加大对苏联的依靠。反之,如果中国置身事外,北朝鲜会极为失望,那样苏联的影响力就会增加。
后代中国人承认李鸿章的才干,但对他签署的丧权条约,尤其是与俄国和日本签署的条约,包括割让台湾给日本,或一言难尽,或心怀怨恨。这一政策激怒了一个骄傲的民族。尽管如此,中国因这一政策得以在100年的殖民扩张期间保住了主权的一些基本要素。同一时期,其他成为殖民扩张目标的国家无一例外完全丧失了本国的独立。中国貌似对外国逆来顺受,但最终摆脱了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