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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靠墙坐下，毯子搭在膝盖上以阻挡严寒，表情严肃地看着我，睡眼惺忪。像哈比布拉一样，他们问我那些听起来像人类学但实际是基于伊斯兰实践的问题：“在苏格兰，寡妇可以再婚吗？她保留多少她丈夫的财产？她能嫁给她丈夫的兄弟吗？”

政策制定者们没有时间，机构或者资源来对一种异域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他们通过关注贫困以及暗示不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来为他们在知识和经验方面的不足辩护。他们假定村民们对国际组织的所有优先议题都感兴趣，即使这些优先议题互相矛盾。

无论我经历过什么，徒步旅行都永远不会让我接近一个村子里日常生活的艰辛。但是，我一度曾感受到无须再向主人解释我自己——我终于有幸被允许坐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同吃一锅饭，我喜爱那样的夜晚，也喜爱那些人。这个时刻如同人生初见。之前既没梦见过，也没想象过。但我还是认出了这个地方。感觉就好像我曾来过，好像我早就知道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要做一名圣战者？”我问赛义德・欧玛尔。 “因为俄国政府让我的女人不戴头巾，还没收了我的驴子。” “那你为什么打击塔利班？” “因为他们强迫我的女人戴面纱，而不是头巾，也偷了我的驴子。”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