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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脆弱良心，我们的成长经历可能是这样的:在童年期，我们长时间得不到大人的照顾，被独自留在家里;在青少年我们在外面瞎胡闹。放学之后，如果我们的父母经常不在家，而且没有安排其他成年人来看管我们，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形成脆弱的良心。如果我们是“挂钥匙的儿童，我们就更有可能在学校表现不佳，频繁逃学，较少完成家庭作业，倾向于犯罪。

权威型的父母既关爱孩子，又对孩子有要求。一方面，父母要求孩子参与家庭活动，密切关注孩子的行为，以理性的方式来管教孩子，及时纠正孩子破坏性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关注孩子的需求，培养孩子的个性和自信。父母创造条件，让孩子接受锻炼，赞扬孩子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如果在一个孩子年满4岁时，弟弟或妹妹才出生，大孩子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因为他已经有了较好的应对能力；不满4岁的孩子更容易因为弟弟妹妹的出生而受到影响。有趣的是，苏洛威（Sulloway）对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表明，排行相近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越大，较小的孩子以后叛逆（在政治上投身革命或在科学上引发颠覆性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小——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越大，较小的孩子就越不需要通过叛逆（拒绝现状）来引起父母的关注。

我们与现实之间隔着正错觉的粉色泡沫，所以我们倾向于高估朋友们对我们喜爱程度，低估坏事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粉饰过去，以适应现在。

在家庭剧本的创作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家庭最终的规模如果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不少于5个，父母的资源(在物质和情感方面)就比较紧缺了，孩子们得到父母的关爱可能就比较少。因此这种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他们必须更加努力，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来自大家庭的排行靠后的子女更可能拥有广泛的兴趣，更可能喜欢旅游。来自大家庭的女孩可能更具女性特质，因为她们往往从小就被要求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我们重复童年经历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事实上，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如何应对自己的朋友、选择爱人，在工作中表现出能力和兴趣等几乎一切心理状态，仍在通过我们每时每刻的经历，不断地反着我们的童年经历。

若要改变过去的经历对现在生活的影响，关键不是压抑现实，而是内省。我们能够描绘自己，分析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解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评估自己的动机——这些能力将我们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最有价值的是要认识到，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是过去经历的一种表达。在认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我们就会有所改变。

作为回避型依恋者，我们不愿意和别人有密切交往，我们想要自给自足，既不依赖别人，也不被别人依赖。我们认为，其他人都是有敌意的，并且会拒绝我们。预料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抢先报复，在别人面前表现出尖刻和固执，我们如果不得不与人交往，就会采用盛气凌人和专横的态度。

心里特征形成原因的“先天与后天”之争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争论时都会带入大量的“私货”，这使我们很容易忽视令自己不快的证据，并夸大那些支持我们偏见的证据。例如，妈妈们被问用哪种方式抚养孩子比较好时，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这样她们会感到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无论是否有心理问题，我们大脑的模式和结构都会影响我们对朋友、恋人和职业的选择。我们选择的人或活动总是与我们的期望相匹配的。例如，我们如果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成年后就更有可能遭受更严重的伤害。当然，青少年时期及以后的经历可能改变我们大脑的电——化学模式。

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整天待在家里照顾婴幼儿，是很令人抑郁的。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更有可能缺乏安全感。若是真的为孩子好，那就应该把孩子交给质量好的替代照顾者，而不是由全职妈妈带孩子，以免她抑郁。

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