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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代议制民主不如直接民主更为民主，但代议制民主的优势也是显著的。首先，代议制民主可以解决国家规模和统治可行性的问题，这使得大国的民主治理成为可能。其次，代议制民主还在政治生活中恰到好处地平衡大众民意和精英治理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政治分析框架中，政治秩序的核心是政体问题。如何界定政体类型，是政治学一个古老问题。关于20世纪以来的全球政体类型，目前比较公认的区分是三种：民主政体、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ism）和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

福山对美国评价是：“美国建立的是一套有限政府制度，在历史上就限制了国家活动的范围。但在这个范围内，国家制定及实施法律和政策的能力非常之强。”通过以上分析，大家就能较为完整地理解国家职能范围与国家力量强弱。

相对来说，如果新闻媒体与互联网受到控制，就更容易选择性地传播信息。这样的结果是，普通公民的政治文化有可能会被有意地塑造。当然，这种意图并不总是能够奏效。此外，并非所有媒体的信息传播特性与方式都是一样的。与传统新闻媒体相比，互联网是一种更加自由开放解构权威、强化互动的新型信息媒介。互联网的最新趋势则是互动社交媒体的兴起。当一个人身处这种社交媒体网络中时，他的政治观念就会受到影响。

的确，当思考我们应该拥有何种政治秩序的时候，还必须考虑我们能够拥有何种政治秩序。如果回到经验世界，大家还会发现，一种政治秩序的构建较少取决于智者的思考，较多取决于政治参与者的行动。不是政治哲学原理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是怎样的，而是主要政治集团的观念、行为、选排以及互相之间的政治博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是怎样的。

意识形态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德，特雷西首先提出来的，最初的用法是指“观念的科学”。马克思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政治化了。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因而具有比较强的欺骗性，其目的是为了让被统治阶级主动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而现在的政治学研究中，通常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中性的词汇来处理，但是毫无疑问它仍然跟政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塞缪尔·亨廷顿

第七个特征是对少数权利的保护。与多数决定规则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多数决定规则并不意味着多数可以侵犯少数的权利

第八个特征是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既然民主意味着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就必然需要政治表达和政治沟通，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就是基本条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一个社会中才能听到不同的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才存在实质性的政治竞争。

第五，值得提醒的是，某种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体的实践往往是两回事。比如，一个国家据说要搞某某主义，而该国最终搞的是不是某某主义，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所以，意识形态的口号与号称在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是两回事，这个问题往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

不要睡懒觉，不和太阳一同起身就辜负了那一天。勤奋是好运之母，反过来，懒惰就空有大志，成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