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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我现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用民用，要么质量低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

可能引起争议的结论：第一，最近30多年的经济把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时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线路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他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由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的消失了。

而务实的人民在“民主牌”与“土地牌”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后者。

中央集权与四大基本制度：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

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型、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歧视变成了一个有盈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衍演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从中华文化来讲，宋代是巅峰时期，陈寅格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李约瑟总结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是西汉时期，其他三项都是蒂熟于宋朝。

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声浪越来越响，到18世纪，“世界时间”的钟摆彻底离开了中国。

徐润、郑观应等人成为第一批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国营企业经理人”在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六次重要的“国进民退”事件，1884年的轮船招商局事件乃是第一起。

顺治五年，就是清兵入关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了。

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