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早期与严重的疾病、尤其是手术有关的恐惧，常常会被归因到两种情况，一是与母亲般的照料者分离的焦虑，一是儿童对自身攻击性的恐惧，那种朝向（母亲般的）照料者未能保护他免受如此致命体验之苦的攻击。治疗师在病人身上花费了许多小时的精神分析，就是为了帮助这些依旧在与早期恐惧作搏斗的、已经成年的病人“接受”这样一个必要的现实，这些可怕的经验——带来这些创伤的既不是妈妈的过错，也不是孩子的过错，而是不可避免的人生坎坷。

有一种强加于人的价值观，就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己，包括了解我们最可怕的创伤，加上一种期待，就是我们应当尽可能的独立，无论这是否可能影响到我们好的客体关系，这些都是“成熟道德”的例子。科胡特发现分析师常常不经思考地使用“成熟道德”，而这对治疗师与病人的关系是具有破坏性的。

科胡特逐渐意识到，表达共情本身就具有推动力。有个人，特别是一个可以被理想化的人物，能够理解并恰当地对个人所经历的可怕事件产生共鸣，是对这些经历的尊重和确认。正在承受痛苦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确认。正在承受痛苦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确认，于是可以相信自己感受的真实性，不必对自己是否可以拥有这些感受而感到怀疑或抱歉。

就我们自己作为分析师和督导师的经验，以及来自其他分析师的口头及书面描述，我们发现，对夸大性自体的出现表示共情，尤其是在移情过程中时，会遇到情绪上的阻碍。如果治疗师能提醒自己，这个施虐狂的、不知满足的、超级敏感的、反复无常的、毁灭自体的、同时也是毁灭客体的病人，从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一个孩子，可悲地被人剥夺了其本不应被剥夺的权利，他需要对自己有好的感觉，那么治疗师就可能更容易理解他。

语言在精确表达人们内心的诗意及相伴而来的痛苦时仍会有其限制。同样，在倾听病人（来访者）关于自己内心和外在的经验流的细节时，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略去的部分，因为，就像罗夏墨迹图中的空白部分，这对他的生活经验是一种额外的线索。

虐待儿童的母亲常常是自身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赞赏，没有体验过镜映的愉悦的女性。因此，他们会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去寻求这迟来的、他们极度需要的认同和欣赏。

公元前560年，在古希腊伟大的法律制定者所罗门王的时代，“认识你自己”成为了一个首要的主题，而这在荷马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估计在公元前12-9世纪，这个主题已经传遍各处。。。

如果病人在婴儿时没有得到帮助，轻松而深沉地入睡，那么他整个一生可能都会被避免失眠的问题所主宰。一些不健康的行为，如药物依赖、强迫性酗酒以及从事危险的性行为都可能被用于解决睡眠不足，以及其他因为没有充分地内化一个理想化父母的形象而导致的问题。

自体是个人体验与发展的可能性的决定中心——这是已故的海因兹.科胡特理论取向的精华。与客体相比，自体暗含了一个人自己或者身体。——哈特曼自体的概念：一个可以反映我们身体及精神自我的状态、潜能、能力和限制的自体。它可以指一个人的外表，包括其解剖学解构，以及意识和前意识的情感、愿望、渴望和态度。

科胡特不仅将传统上被拒绝的自体爱（即自恋）视为更高形式的自恋生长的土壤，如创造力、幽默，以及对死亡的接纳；他还提出，人类的攻击性并不是天生的本能，而是没有反应的环境产生的一个分解产物。正如儿童需要足够的氧气来自由呼吸，他也需要一个共情的环境，一个有反应在的自体客体。当破坏性的暴怒被唤起，尤其是自恋性暴怒时，往往会涉及对自体的伤害。

顺势而为才能避免危险，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