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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地位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

强弱毗邻地区愿意合作是因为地方官员之间不用担心经济位次的改变，而且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很可能不在一个政治竞争的序列，因为大家不用精心计算其中的政治收益。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界定行政发包制相比科层制最大的区别：它是以层层整体性发包代替专业化分工和一体化协调，最小化总部协调功能，除了控制一些核心的权利，发包方的常态治理是试图将跨地区的协调性和整合性功能维持到最低水平；它是以整体性问责代替各司其职，以承包方的无限责任代替代理人的有限责任，以结果考核代替过程和程序控制，以人格化问责代替职业主义要求。

中国相对集中的行政体制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在中央领导之下，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地方政府应该就是中央政策和命令的忠实执行者，哪有什么地方政府的特殊地位和角色可言呢？这是关于中国地方政府作用的最大的一个误解。

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讨论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和理想设计，更重要的是揭示现实中政府运行的微观激励基础。如果不打开政府这个“黑箱”，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政府部门发生的种种系统现象，也无法真正理解政府治理转型的困难所在。

虽然中国政府层级多，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大，中央要动员任何一个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只需从省级政府开始，从省到市再到县、乡，逐级动员，可以迅速动员到个人，责任也可以迅速落实到个人。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中国行政体制特殊的动员能力。

在许多政治学家看来，毛泽东善于利用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来对抗和制衡中央经济部门的官僚制度和保守性，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体现。

经济贫困是一种自我循环的低水平陷阱，如果不借助大推进的力量，彻底走出贫困是非常困难的。

我猜想，两岁的女儿最不能够理解的也许就是爸爸总是出现一段时间就神秘地不见了，希望以后能够向她解释明白。

为了获得对于改革的支持力量，邓小平时代的改革策略是向地方放权，让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和坚强的支持者，然后利用地方政府的巨大支持来迫使中央计划管路部门对改革让步，达到改革中央计划部门的最终计划。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