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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是位绅士，家境富裕，教育良好，才气不凡，这些到时侯很可能使他在议会中形成大气侯，后来情况果真如此。但我也不打算低声下气以讨得他的欢心，而是过了一段时间采用了这么一种另类办法。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件稀世珍本，我便给他写了个条子表达了一睹为快的渴望，并要求他惠允我借阅数目。他立即派人把书送过来；大约一个礼拜后我将书归还，又附了一张条子，表达了强烈的感恩之情。

我起初认为这种方法违背自己的自然习惯，有些难以执行，后来就觉得非常容易、非常习惯了，可能过去50年里没有人再听我说过什么武断的话。我想也是因为这种习惯（还有我正直的品格），早年在我提出建立新制度或是改革旧制度时，民众总是对我的意见非常重视，后来成为各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后也颇有影响力。尽管我不擅长演讲，也不能言善辩，还措词模糊，语言也不尽准确，但人们一般都会接受我的意见。

此外，由于交谈的目的主要是“给予信息”或“获取信息”，是“令人愉悦”或“让人心悦诚服”，我希望所有心怀善意的、通情达理的人都不要因为使用武断自负的方式而削弱了他们行善的能力。教育人须不让人感到在接受教育，授新知要像提起被人淡忘的旧事。

我后来观察到明智者都极少参与辩论，当然，律师、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以及在埃丁波勒受过熏陶的人除外

因此，你若想和人谈话，用一种拾高自己意见、固执独断的态度，会引起别人反感而不注意听你讲话。

因为在饮食上有节制我思维能更加清晰头脑更加灵敏从而在学习上进步更快。

习惯的惰性总会于人不备之时乘虚而入，而人们的习性往往强于理智。我由此得出结论：我们需要在理念上确立信念，在道德上做到尽可能完美，但这并不能够完全防止过错的发生：坏的习惯必须打破，好的习惯必须加以培养，我们才能企望我们的举止能够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保持正确。

不久，我又弄到了一本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这本书里有很多苏格拉底辩证术的实例。我迷上了辩证术，放弃了我原来那种针锋相对、不容分说的辩论方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谦卑的问询者和质疑者。

我不太喜欢这个新议员反对我，因为他家境富裕、有学识、有教养、才华出众。很有可能在议会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事实上，后来的确如此。可我并不打算奴颜婢膝地谄媚他，以博取他对我的好感。

如果我觉得别人说的某个意见不正确时，我会强迫自己不要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而粗暴地去驳斥他的观点，或者当场立刻指出他的主张中有哪些不合情理之处。 在评论对方观点时，我会先说明他的观点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觉得似乎跟我的看法不太一 样。 我很快就感觉到了改变说话方式带来的好处：我跟别人的交谈比以前更顺畅了。 以这样谦逊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让别人更乐于接受，更少引起冲突。

有谁的世界如我一般，不是在一段一段告别，就是在看一段一段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