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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尔斯对病人使用或是避免使用第一人生的情况非常敏感，对任何主动语态转化到被动语态的时刻同样敏感：我们听到病人先是用“事情”来去除自己的行动，然后变成无常世界的被动接受者。“我做了这个”成为“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发现我必须不断打断病人，让他们重新拥有自己。一旦珀尔斯确定了病人逃避责任的模式，他就会敦促病人把无助重新表达为不愿意。

如果病人陷入了痛苦的困境，在讨论的时候，感觉到胃像绞成一个结一样，珀尔斯会请病人与那个结对话。“把那个结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和它说话。你扮演自己的角色和结的角色。它对你说什么？”然后他让病人为冲突的双方负起责任，以使病人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发生的，个体才是每件事情，包括每个姿势、每个动作、每个想法的创造者。

自由的概念扩展到不仅要为世界负责（也就是将意义注入世界），还要为个人的生活负责，不仅仅是为个人的行动负责，也要为不作为负责。萨特这样说道重点并不在道德上，他并不是说我不应该这样做，而是说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个体构建了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也因此为此负责。宇宙不存在规则、道德系统、价值、任何外在的参照物和宏大的计划。

所谓意义，是在采用宇宙视角的时候，需要证明某件事情还是有所谓的。在其他时候，某件事情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本身重要。如果事情本身是重要的，它们不需要意义来支持其重要性！ 采用新的意义架构或者处于深刻的怀疑状态（即从宇宙观点来看待一生）并不会损伤生命其他时刻的重要事物。

而在团体治疗中，病人会遇到很多人，从而激发出不同的人际问题（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异性恋、同性恋、同侪的竞争、亲密关系、自我坦露、宽容、给予和接纳等等）。根据以上三个步骤积累的信息，病人进行自我评估，他们判断自我价值和爱的能力，并学习认识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判断依据。

不可能有永无止境的进步，对某件事情的愿望也不可能总需要理由，有些事情本身就是愿望的理由，因为它符合人的情感。 努力、成就、不断进步的存在真的是人类最深层次的动机吗？答案几乎肯定是否定的。 没有人能够一直实现目的，一直有所创造。没有人可以接连不断地获得成功。正确的方向是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而非目的的达成；不是走入旅馆，而是走向旅馆。 生命只是存在着，我们则恰好被投入其中。生命不需要理由。

我在讨论存在孤独的临床表征时，必然会把重心放在人际关系上。但是我和传统人际关系心理学的不同在于，我并不强调像安全、依恋、自我肯定、欲望满足，或者权力；相反，我关注的是关系如何能够舒缓根本而普遍存在的孤独感。 没有一种关系可以消除孤独感。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存在的。

治疗师必须在如下的理念框架中考虑问题和做出行动，即病人创造了自己的痛苦。病人之所以感到孤独、隔离、长期受到虐待或者失眠，并非因为偶然、运气不好或者基因有问题。除非病人完全意识到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痛苦，否则是不可能有改变的动机的。

“失控”行为绝对不是毫无章法的，它们实际上是有目的的，能带给病人继发性获益，并且自我欺骗性地逃避责任。许多人都曾被伴侣潜在的非理性所控制。失去控制提供了另外一种补偿，即他人的照顾。一些病人是如此深深地渴望治疗师以最亲密的方式照顾和关心他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甚至“失控”至严重退行的程度，需要住院治疗。

病人不再受到“必须”要做什么的内心驱策，也没有“应该”做什么的外在要求，他们要应对的是选择，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病人抱怨生活中“缺失”了什么，或者被切断了与感受之间的联系，没有激情，感觉漂浮不定。对这些病人的治疗过程也千差万别。“痊愈”这个词已经被剔除出了治疗词汇；相反，治疗师会说病人的“成长”或者“进步”。

《华为基本法》规定了价值创造的四大要素：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